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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多数人也许会认为,大城市对孩子来说显然具备先发优势。然而即便成长在三线小城、小时候成绩倒数、父母对国际化课程毫不了解……文中的学生仍然一步一个脚印地“逆袭”藤校,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崭露头角。这背后,他到底做对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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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柯察金 编丨Leon
几个月前,一位叫翟冠凯的山东学生、网络平台上的“壮壮学长”登上了他家乡的报纸《齐鲁晚报》。他年仅19岁,便从康奈尔提前一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且拿到了200多万人民币的创业融资。在三线城市济宁,如此多光环交织的藤校生算是难得一见。
和冠凯聊过后,外滩君发现他的升学之路真是挺神奇:
虽然后来被剑桥、康奈尔等一众牛校录取,但其实直至高中前,冠凯和他的家人几乎都没了解过托福、SAT、英本美本之类的概念,甚至在他老家,一般的观念都是“成绩不行的才去国际部”;
冠凯刚进入中学时,成绩全班倒着数,文科科目时常不及格……
他自嘲,连走国际化路线都算是“一半被忽悠进来的”。整个家乡济宁,就那么一所私立学校,一个国际高中部,在他之前,学校从未走出去过任何美本Top30抑或牛剑G5的学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敢进去的。
家里人也只是道听途说“出国可能还不错”,对国际化教育没有太多认知。包括冠凯给自己的定位,一开始也仅是小镇做题娃。
翟冠凯在康奈尔毕业典礼
如今毕业后回看,他觉得至少对他而言,成长在“小镇”可能真的不完全是坏事……
一步步,发现天外有天
近些年互联网上家长的形象有点两极化,要么开明到近乎佛系,要么把孩子的生活、学业安排得事无巨细。
而和冠凯交流之间能体会到,他的家长不太“戏剧性”,主打一个真实:既希望孩子上进,又愿意让孩子快乐;有期望但不push,有安排却不精细。
跟挺多男孩一样,冠凯从小喜欢机械类的玩意。爸妈非常鼓励,支持他花颇多时间和精力参加航模兴趣班。冠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拼航模。
“小时候爸爸带着我去看火车”
不过如此开明之外,冠凯爸妈也有随大流的一面,比如给儿子报钢琴班。似乎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不过身边的孩子都在学。倒也不是“赶鸭子上架”,只是钱已经花出去了,冠凯就硬着头皮一级一级地考。
“学钢琴的时候心不在焉,一玩航模就浑身兴奋。”学完十级,琴就没再摸过,航空航天的兴趣却持续至今。
冠凯成绩不好时,父母也会批评,但几乎没给他报过什么补习班,除了语文实在偏科到没眼看,才在课外补了一段时间,仅此而已。
爸妈不是什么教育专家,但冠凯心底里,家的基调无疑是暖色的。且父辈在制造业领域创业,敢闯敢拼,吃苦耐劳,对他“是很好的示范”。他好强不服输的个性,多少与此有关。
由于偏科严重,冠凯小时候自然不算标准意义的学霸。小学时他在班里排名还可以,到了升初中时,爸妈希望他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让他考济宁当地唯一的,也是最好的私立学校。开学第一次考试,他语文、英语分别考了55分和15分(满分100分),总排名班级倒数第四。
虽说是私立学校,但主要走的还是体制内路线。教室的墙上赫然挂着“做最好的自己”的口号,冠凯记得班主任严格管理,经常喜欢说一些鸡汤。这些鸡汤如今回想起来挺没营养,但对于那时啥也不懂的男孩来说倒挺受用。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理科不弱,文科很快能赶上,因此中考时又“逆袭”成了班里的尖子生。
冠凯所在的初中
爸妈对他的升学很重视,虽然对各类国际课程体系一头雾水,但心里隐约种了念头,“出国是不是对孩子发展更好呢”,冠凯初中时,他们考虑等儿子高中时把他送到国际部。
“但是在小地方,大家对国际部的认知跟在北上广完全不一样,”冠凯道,“反正在济宁,很多人真的会觉得,只有成绩不行的学生才要去国际部混日子。”爸妈思来想去,怕儿子到国际部不学好,一时打消了念头。初三没结束,冠凯就与学校的高中本部签了约,打算“本本分分”地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参加高考。
转折点是高中国际部的副校长带来的。他听说冠凯家里有留学的想法,也觉得这孩子有潜力,便主动来当说客。办公室面谈了好几次后,冠凯家被说服,似懂非懂地把学籍转进了国际部。“爸妈也心疼我千军万马闯高考的独木桥太累。当然,那时候还不知道申国外大学可能比高考还卷。总之是一种比较茫然的状态。”
国际部的生源的确不如本部,这使得成绩提上来之后的冠凯“自信心爆棚”,一度觉得轻松进个世界名校不是事儿。
然而上了高一后,这种莫名的自信很快因为一件事被打破。
某次学校组织他到外地参加模拟联合国。地址在上海,举办方是上外附中和牛津大学。短短两天的上海之行,冠凯的脑袋有些发懵:
这些同龄人的英语怎么这么好?计算机怎么用得这么溜?技能怎么这么多?……
参加上外附-牛津模联
最戏剧性的事情是:他明明被选中作为韩国代表,但由于英语实在太烂,竟将其认作朝鲜,两天时间里别的孩子交流得热火朝天,他却“徐庶进曹营”,达成0次发言记录。
这事儿用后来的话说,是刺激到他了。
冠凯这才意识到,自己90分的中考英语水平根本不值一提,“换成考托福的话,那时候估计也就一二十分。”跟一线城市的孩子比,差太远了……
“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冠凯调侃,那时候的自己活脱是“普信的小镇做题家”。
努力+有主线,从小镇走出来
从上海一回家,冠凯就开始狂补英语,第一个学期就背完了几本单词书。平时周末也留在学校,不是准备数学竞赛,就是参加学校活动。
暑假的时候,由于济宁没有什么像样的培训机构,他就跑到南京的机构学英语,在高铁站等车的空隙都不敢放松。
高二的寒假他继续在南京学习SAT,为了节约路途上的时间,干脆在机构的教室里打地铺睡觉。
“作为在体制内走过的学生,我不怕考试”,冠凯用了一年时间准备,高一结束时第一次考托福,拿到了103分。半年后再考,托福已经是114分。SAT则是刷到了1550分。
该怎么形容冠凯所在私立学校的语言环境呢?初中由于是体制内路线,几乎纯中文授课;高中国际部“理论上”是英文授课,但由于生源一般,导致多数时候实际仍是中文授课;至于外教,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他抛来会心一笑,“你懂”。
尽管学校的层次没法与大都市的国际化学校相提并论,冠凯表示,自己其实挺喜欢母校的环境与氛围的。
一方面是后来他知道,就算是大城市的国际化学校,学生靠自学、在外找机构也是常态,更多还是靠自己;另一方面,在自由度方面,母校可谓给他开足了绿灯。
“我被允许可以随意携带、使用电子设备到校,可以不听不想听的课,完全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来,只要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就行。”
申请海外名校,光靠标化过硬肯定不行,冠凯开始有意识地各方面着手准备。在本地国际部包容、自由的环境下,他对申请国外的大学却表现出异常的清醒,绝非漫无目的。
从很早他就认识到——美本申请看似是要“全面开花”,以致于很多大城市的同龄人花了海量时间、资源在各式活动上,履历花哨到他这种小镇娃不敢想象——然而这往往是种误区。很多人只看到“全面”两个字,但名校要的根本不是“样样都行”的学生。
最重要的一个词,其实是“主线”。对于冠凯来说,这个主线很清楚,就是航空航天的爱好。而他要做的,就是围绕这条主线提升自己。
“每次坐飞机完都会申请去驾驶舱,后来这个也成为了活动列表的一项“
他再次感到庆幸,庆幸爸妈支持自己的兴趣,也庆幸自己不是出生在北上广大城市。
他后来跟上海的同学交流才知道,他们小时候卷的东西,济宁当地的家长可能听都没听过。“之后才发现,原来上海很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辅导班度过的。还好我爸妈的信息相对‘闭塞’,不然我小时候可能也会卷这个、卷那个,航模的兴趣能否坚持下去真不知道。”
在济宁玩航模,也没有大城市那么多限制。如果是在北京,得跑老远到几环外试飞。而他小时候,拼完航模随便在家旁边找个公园就飞了。
专心致志操控飞机的冠凯
最关键的,冠凯觉得小镇的好处,在于远离焦虑的中心,“没有那么多噪音,也不会传递那么多不安”,他就一门心思做好自己就行,反倒恰到好处地戳中大学招生官。
当然,小地方的资源毕竟有限,为了填补,冠凯高中的时候便习惯了乘坐火车到济南、南京等各个城市学习、参加比赛或考试。记忆中,他从没在哪个地方持续停留很久,一直在路上。
“高二最后的考试日历,每场AP都得坐高铁当天往返200公里外的省会济南,大城市的学子们没有的体验。”
而在家的时候,他的“交通工具”就是互联网。“我挺擅长通过网络来寻找各种资源和机会。那时候刚好微信公众号兴起,有很多关于留学的优质文章确实帮助到了我不少。”
高一时,冠凯主动去做志愿者,为中国飞行员社群翻译马航MH370失事调查报告。后来,这件事成了他大学申请活动列表的第一个活动。
“其实美本申请的多元化完全可以顺着主线来走,比如我报名做马航调查报告的翻译,不仅体现了对行业的观察,也是一种志愿服务精神;而像所谓‘领导力’,我有在学校组织航拍活动;包括我参加的数学竞赛、物理碗,跟着Pioneer完成的‘驾驶舱人机交互’项目……其实每一项都跟兴趣主线有关。”
高一寒假去NASA参加Space Camp
总而言之,脱离了主线的多元往往是事倍功半。
高二快结束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某第一梯队国际学校Y的外方校长看到了他的简历。在几次面谈后,校长对这个思维活跃而清晰、内驱力十足的学生表现了很大的兴趣,答应给他全奖来上海读一年。
“外方校长跟我聊了很久,在他眼里,我估计是个原生态、没被鸡过的孩子。”冠凯笑道。
在飞机模拟舱模拟飞行
高三那年,冠凯离开家乡来到上海Y校。和在济宁母校一样,“IB体系的Y校居然也不怎么管我,因为我之前的国际部走的是A-Level,我本身自学了AP,校长破格允许我不参加IB大考。”因此在Y校,他也成了奇特的一分子,最后是用A-Level和AP申请大学。
Y校的教学水平给冠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因为疫情,他实际只在学校待了半年。在Y校最大的收获,是外方校长特别给他安排的室友——同他有着近似的兴趣,后来读了美国最好的航空航天专业院校,如今已经做了飞行员。两人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
冠凯的大学申请文书,从一次汽车爆胎后的驻足仰望星空讲起,叙述自己在航空航天方面的学术热情,没有任何无病呻吟和拖泥带水,一如他充实而目标明确的高中生活。最终,剑桥、康奈尔纷纷给他投来橄榄枝。“修改这份文书,我大概用了100个小时。”
从小镇走到世界名校,从不明不白到越来越明白,冠凯渐渐有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往前走,别纠结
挺绝的。冠凯上大学的时候,正是疫情还比较严重的2021年。美国一时是去不了了。
好在康奈尔有临时安排,跟中国国内的高校有合作,冠凯又阴差阳错地拿到了北大的学生证。在上康奈尔网课的同时,他可以在北大任意选课。
大一因疫情,留在北大上课
这一年时间他没闲着。在北大的航空俱乐部,带同学一起造火箭。顺便还找了个字节跳动的实习。
大二时回到康奈尔本校上课,由于靠标化成绩换算了不少学分,读了两年便提前毕业。
如此,冠凯算是同时体会过中美两国的一流高等教育。冠凯倒觉得,如果真要比较的话,自己似乎更喜欢北大一些。
“康奈尔的人太实际了一些。北大给人的感觉,相对更象牙塔——这在我的理解里绝不是什么贬义词。教授们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谈笑有鸿儒,这是北大。”
在冠凯看来,以前听说美国的大学博雅教育一流,但事实好像不完全是这样,他看到颇多人一上大学就开始准备工作,也不太追求自己的兴趣,“很有目的性地卷”。
在康奈尔读书的这两年,冠凯最后以亮眼的绩点毕业,但校园和课堂本身对他倒并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影响——刚到美国后,他立马考了驾照,在美国境内自驾了几万公里,亲眼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最远的一次他和几个同学轮流换着开,行驶了将近五十个小时。他觉得在行万里路中,学得一点也不少。
在美国公路旅行
“越开越觉得,我对美国祛魅了。”
从买车那一刻起,他就处在震惊中:怎么美国人可以这么满嘴跑火车、忽悠不打草稿。
各个州的系统怎么这么混乱,联邦律师的执照在纽约州被吊销了,结果跑到其他州还可以照常运营。
美国的公务员大妈怎么可以如此没有工作态度,也没有工作效率……
波音飞机第一次出事时,冠凯上高二。他看到新闻第一反应,“一定是飞行员的问题”,像波音这么伟大的公司、“人类之光”,怎么有会纰漏;而三年后他上大学,波音再出事故,他第一反应却是,一定是生产线上的某个美国工人在摸鱼拧错螺丝了。
在美国公路自驾游的一路上,冠凯见到过很多制造业工厂。“可用衰败形容。很多机器都生锈了,排放一眼看上去,这种厂子如果放在国内早被关闭了。”
他独对美国的乡村地区印象很好,景美人美。有次车子在伊萨卡深陷泥地,当地农民二话不说开来了拖拉机帮忙,不要任何报酬,口里念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冠凯觉得他们真是没经受过城市的污染,心里干净得没灰尘,“我以后能去伊萨卡养老就好了。”
大三感恩节自驾到北极圈
冠凯大三时被投资人看中,从8000人中脱颖而出拿到两百多万人民币的创业融资,毕业后从事智能飞艇的研发。他发现这种消费级产品如果想造出来、或者以较低的成本造出来,大概率已经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
这两年他担任了康奈尔的校友面试官(不负责具体招生,主要是加强康奈尔与世界各地的学生的交流和了解)。前阵子一位深国交的学生问他,学ECE(电子工程)以后就业是剑桥好还是美国好,冠凯跟这位学妹说:你要搞电子工程,最应该去的地方就是深圳家门口啊。
冠凯觉得,他在康奈尔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别人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在美国IT市场还比较红火的时候,有很多文科生转码;甚至说不上转,上几个月‘代码集训营’‘编程集训营’就可以直接找工作。虽然现在市场不行、卷得厉害了,但‘大学教学生怎么做火箭,学生进了大厂还是拧螺丝’的逻辑,没有改变。”在冠凯看来,想好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真的挺重要。
在康奈尔实验室,
项目负责教授是前NASA的首席技术官
这些年都在说文凭通胀,但他相信跨越阶级这个事儿,本来就不是教育的任务,因为它从来都只发生在快速变革的时代。
他也相信很多学弟、学妹过于纠结、迷茫是没有什么用的。前阵子有高三的同学请教他怎么衔接好大学,冠凯说先别想这些,多花点时间探索一下自己喜欢什么。“内心充盈是快乐的唯一秘诀。”
和百度前总裁陆奇合影
对于创业,冠凯自己的心态也比较沉稳。他清楚地知道,创业一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起做出一个风靡一时的奇怪摆件,他更希望自己的公司可以成为一个可以长期为用户带来价值的企业。“我发现做企业和做人是一样的,思考清楚自己的核心优势,持续秉持着‘利他’的原则,你就一定会有收获。”
稀里糊涂的开头,到愈发清晰的自我定位、“打怪升级”,冠凯说,他的人生“似乎总在阴差阳错中找到最优解”。
*图片提供自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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