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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近两年,越来越多用人单位发现,很多大学生正展现出令人担忧的心理素质和人际交往能力。他们未能在大学四年里,完成“社会化的过渡和适应”,成了与社会脱节的人。封闭的校园环境、现代大学培养体系,以及优绩主义下的竞争,都在剥夺了他们本该有的自主性。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 (ID: zhenshigushi2)
文丨罗方丹 编丨 Jennifer
一个青涩的年轻人搭配一到两个焦急的家长,逡巡在招聘会的海洋。这样的场景正在近一两年频繁出现。
一群“社会化失败的大学生”正在进入社会,展现出令人担忧的心理素质和人际交往能力。
大学理应是帮助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然而近两年,无论是学生自己、大学教师、用人单位,都发现一个显著问题:在封闭中度过大学生活的大学毕业生,没来得及长大成人,就匆匆毕业进入社会,成了与社会脱节的未完成的人。
社会化失败的应届生
在60多个毕业生等待面试的酒店走廊中,一个头发半白的中年男人吸引了所有年轻人的目光。一两分钟后,男人身边出现一位穿着整齐西装的男孩,看起来二十多岁,青涩腼腆。
刚毕业不久的李钢(化名)这才知道,中年男人不是走社会招聘的求职者,也不是退休再就业的人,而是这位青涩男孩的父亲。父亲帮男孩处理登记事务的全程中,男孩几乎没有说话。
又过了一会儿,男孩后面冒出两个女人,是他的妈妈和姐姐。妈妈拿着简历,姐姐背着书包、拿着水杯。父亲东张西望,问工作人员,儿子还有多长时间轮到?
出现在面试现场的一家四口,让走廊里的空气凝固了半秒。李钢看见,男孩在面试间面试的时候,他的三位家人不时把头伸进敞开的房门观看。
走廊中,一个刚研究生毕业一年的女生忍不住发表评论:“生活在温室里的话,如果温室哪天不供暖了怎么办?”
图源Pexels
一个青涩的年轻人,搭配一至多个焦急的家属,像海豚家族一样逡巡在招聘会的海洋。这样的场景正在近一两年频繁出现。
有面试官发现妈妈陪孩子来面试,问什么情况,对方只说,“放心不下”。有HR吐槽,“应届生带着父母面试,父母巴拉巴拉讲个不停,本人却没说多少。”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是戴着老花眼镜的父母逐句研读完条款,孩子才去填写。
近一两年接触求职者的用人单位,越发感觉遇到了一群“社会化失败的应届生”。
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指人类学习各种社会规范并逐渐适应其中的过程。理想情况下,社会化能联结个体与社会。一个社会化成功的个体,能像U盘一样接入社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顺利扮演各种社会角色,实现个人价值。
然而,这届毕业生中的一部分正以无法接入社会的状态进入社会。
在一场部门领导参与的面试中,一位HR问求职的年轻人专业相关的问题,却看见对方在一阵沉默后开始流泪。
冷场后,HR试图更换自己的问题,问年轻人,你认为自己有什么优势?
结结巴巴说了几个字后,年轻人却突然噼里啪啦地掉下眼泪。在场所有人都慌了神,后面的时间,面试官们只能安慰这位年轻人。
北京某所高校20级日语系的本科生李意菲(化名),也在2024年作为应届生求职的过程中感受到困难。
她原本试图在一份线下实习中转正,却发现自己难以适应工作环境。和部门领导关于工作内容的任何沟通,都时常给她带来精神压力。
领导对于工作的修改意见也让她怀疑自己,认为自己完全不适合这个行业。实习几个月后,她感觉自己身心状态越发糟糕,“生活的力量像被抽走”。
这是应届生李意菲的第二份实习。2020年入学后,她在封闭的校园中度过绝大部分校园时光,生活被网课、健康检测所占据。
在最应该出校实习,与社会建立联结的大二、大三年级,她在宿舍上网课,大多时间躺在床上,为数不多的肢体活动,是拉开窗帘看看今天的天气。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发展分为八个阶段。
度过婴儿、幼儿、童年阶段的孩子们,在12~18岁迎来第五阶段——青少年期。这一阶段,青少年们需要思考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形成自己的生活策略,进行从未成年过渡到成人的社会化。
社会化的目标一旦成功,他们就长大成人,“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能够从外部获得他们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
而后,在18~30岁的成年早期,已经成人的他们,应该学会在找到牢固自我的前提下建立亲密关系,成为“充满爱而辛勤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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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理应是帮助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然而近两年,无论是学生自己、大学教师、用人单位,都发现一个显著问题:在从集中管理的高中毕业后,又在封闭中度过大学生活的应届生,没来得及长大成人。
一些大学毕业生连埃里克森在12~18岁阶段定下来的目标都没完成,就匆匆毕业进入社会,社会化失败,成为了不会爱、也没法工作的人。
密不透风的生活
自主意识的觉醒程度,是人类社会化的关键标准之一,这意味着,社会化成功的人应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做出独立自主的决策,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可近年来,大学生与成人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无论是学校还是父母,都开始加强对学生的干预和管控,阻止其做出自主决策。
今年五一假期前,江苏、四川等多地高校发布通知,禁止学生在假期“私自组团旅游”“建议与家人结伴出行”,学生外出及回家需向班主任申请,履行请假、销假手续。通知解释说,这是为了安全考虑。
许多高校教师也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在孩子入学后拉一个家长群,即便孩子已经考上985大学,家长也不放心,会自行拉群打听保研的事情。在密不透风的监护笼罩下的大学生,也容易变得被动,自主意识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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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四临近毕业时,李意菲发现自己的舍友也没有独立决策的能力。
一位同学最终选择离开北京去东北考公务员,其重要原因就是不想离家太远。有工作和生活上的变动,她都会向父母打电话商量。
另一个同学在考研到一半时,觉得自己没有毅力,想转向留学,和父母讨论时,父母也说留学离家太远他们不放心,希望孩子还是在国内考研,“读了出来后,家里方便给你找工作”。舍友决定听父母的话再考一年。
这些无法自我决定的学生,往往也是大学中的“乖孩子”,是最听话,也是最受到赞扬的类型。
“乖孩子”,是我们在大学之前的教育一直推崇的类型。然而近年的大学教育,也开始生产越来越多这样不自主的人。
上网课的日子,李意菲感觉自己像没有魂魄的幽灵。
早晨8点起来挂上会议室,等教日语的老师随机点名,要学生们翻译一句日语时,她就打开翻译器检索一下。在老师提问之外的授课环节,她总是晃神、倦怠,感觉老师和自己一样有气无力,一不小心就沉沉睡去。
这样幽灵般的日子,早在封校之前就有迹象。
大一时,李意菲发现日语专业课的老师每周都会发起一次背书检测。每周三晚上八点,日语系的14名学生来到会议室。房间中的一张长桌,一端坐着老师和助教二人,一侧坐着前来背书的学生。
长桌的四周还散落着沙发和桌椅,剩余的学生会排队在此等候。14人一一上前背诵一篇2页的课文,每人花去5~10分钟。背完后,助教会进行打分,如果得了低分,下周三背新课文时,还得将上周的课文重背。
背书成为专业必修课的基本要求,想要得到高分,就必须遵守规则。李意菲身边有早在大一就决定保研的人,会保持非常规律的作息,每早七八点钟去教室学习,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篇800词的作文,会自己写三遍再提交,只为得到更高的分数。
在如此学习一年后,李意菲开始对大学生活产生怀疑,“它太像高中了,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学习。”
李意菲研读了学校的保研方案,发现想要保研,还需要参与多种学校服务,比如去做学院部门的工作,坚持一年就可以最终在保研总分上加1分,超出许多人。
做了一段时间后,李意菲发现这份工作只是为学校做宣传、整理资料,难以积攒社会经验,“学校好像在通过保研制度利用学生,让我们成为劳动力。”
正常情况下,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保研考研的学生,还能通过实习、创业等手段拓展发展维度,建立自己的职业路径。
可从2020年开始,不少大学封校至今。本就稀缺的接触社会的通道被拦腰斩断,没能积攒到实践经验的学生们,许多也没能听进课程,只留下如大脑一般空白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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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三下恢复正常生活时,李意菲和身边同学都发现,自己只剩下保研、考研、考公的道路可以选择,因为在网课和封校中错过最佳实习期,他们凭借现在的履历和课程安排,已难以在市场中找到实习,难以在社会谋得一席之地。
2023年3月学校放松管控后,李意菲有了出校机会。她用一个月时间每天蹲守五个实习群的消息,投递数十次简历,也没能找到第一份实习。她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空白的履历。
她不得不在校内寻求突破,用三个月参加创业项目填充简历。
关于创业,学校并没有提供过多辅导,在宿舍到教学楼的那一条挂满海报的道路上,李意菲长期只看见“公务员考试妙计”等讲座和学术知识分享。
失去和社会链接的通道、没有发现自我的时间和成为自我的条件,大学变成继高中后的又一个过渡期,和优绩主义这条唯一的道路相绑定。
学生们在封闭的校园中,只能追逐绩点与分数,奔赴高考后的下一场考试。社会化困难,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待完成的人
李意菲感觉到,大学没有给想要探索多元路径的学生提供足够多的资源和支持。
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一个人一直按照校园规定的系统,好好学习、上网课,她实际上就没法找到第一份实习。如果想要努力提升自己进入社会,就得从校园规定的系统所占据的时间中,抠出来一部分,自己去做。”
推崇考研保研的社会环境,与对绩点要求极高的保研制度合谋,挤占着大学生们自我探索的精力与时间,让他们失去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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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培养方案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加之就业指导的缺失,更催生无法进入社会的大学生。
有机构发布的《2023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在本科毕业后仍然从事与专业相关工作的人中,2022届毕业生有59%认为实习和实践环节不够,36%认为课程内容不实用或陈旧。
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国27个省、区、市的158所高校中,配有专职就业指导人员的高校占比只有5.68%。
对于网课一代而言,系统中的优胜者,成为学习专业户,远离具体生活,在书本中活得抽象;不适应系统的人,也没能在校内或校外获取专业技能,不能联结市场。
封闭的校园生活,将既有的大学教育和管理问题显影,又将其加速推向一个极端。
李意菲感觉近年的大学,成为了单一种类学生的制造厂,只有一种人被鼓励和保护,其余的道路总是被截断或否定。大学的环境,越发变得不支持学生探索、发现和成为自己。
“想要积极自我探索的人,处境都不是特别好,反而是那些学习机器处境更好。他们迎合规则,得到绩点与加分。他们不需要迈进社会,也不需要跟社会接轨,学校会给这样的人很多的肯定,他会在学校系统中如鱼得水。”
身边就业、创业的师兄师姐们也在近年逐渐转向公务员和体制内工作,“人的处境不好,机器的处境好,最后人也被推向机器,这是社会鼓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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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甘阳也在近期的采访中表示,“大学越来越像工厂,院系像生产车间”。“大学工厂论”冲上热搜引发讨论,“(大学)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培养学习机器,这是大学生不快乐的原因。”
目标导向极强的指标占据着青年人的黄金岁月。甘阳对此抱持“理解的同情”,认为不该一味指责学生是“精致利己主义”,而应反思现代的大学为青年人创造了怎样的成长环境。
封闭的校园里,他们的精神和物理空间一同内缩,从社会缩至校园,从校园缩至宿舍,最终封闭在床帘之后,成为原子化的人。
此外,密不透风的管理、家庭的过度干预、社会推崇单一路径的优绩主义、缺乏就业指导与技能训练的大学教育,继续围困着未能社会化的大学生们。
自我探索的途径被剥夺后,青年们失去继续探索的动力,亦错过最佳时机。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最终只剩下一条。等待“上岸”研究生与公务员的年轻人排起长队,焚膏继晷。
在教师和用人单位眼中,这些上岸的学生,即便优秀也多不快乐,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停滞在未完成的人。
近几年入学的本科生,大多在大学四年过着与社会无缘的封闭生活。正常情况下,他们理应在这四年走进教室,接受通识与专业教育,建立自己的三观六论。
他们还应该在各种社团活动中丰富社交技能,接触多元的人生路径,探索自我的多种可能。立足校园,他们还应该初步联结社会,在校外实践、志愿活动、实习等路径中看见真实世界的一角。
许多人会在大学交到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建立亲密关系,也有人能在实习、创业、科研项目中,拥有独立决策的能力。
而在现实中,这批大学生却与线下生活无缘,远离日常,更加无法联结外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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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大学生活,李意菲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只是坐在空荡的大教室窗边,看着窗外的绿树静默地自习。教室容量本有八十人,在放开后也只坐了1-2人。但相比起在宿舍床上浑浑噩噩挂着网课的生活,这样的日常已是稀缺和难得的珍贵。
四年大学毕业后,李意菲感觉自己“失去了元气”。
大一刚入校时,她期待着自己能“做点什么事情”,军训拉练时,走10公里也不会觉得特别累。“但四年下来,在大学没有完成什么成就,没有任何正反馈,个人发展停滞了。”
失望的状态持续太久,已变成一种习惯。她感觉自己搭乘着一辆向下的电梯,如果想要向上攀爬,就要对抗向下的引力。成功的路径越来越少,只剩下考研保研考公几条。轨道内的人向上飞升,轨道外的自己则向下坠落,越发迷茫。
在作为应届生好不容易找到的第二份实习里,李意菲每次遇到否定,都会下意识地感觉自己变回了“学生”。
“学生两个字,是一个保护色。”她知道封闭的学校、不接触社会的环境,在剥夺机遇时,曾经也给自己提供过某种保护。但她也知道,自己必须克服被保护的引力,投身于社会中。
“先把自己投到里面。你虽然很痛苦,你虽然不适应,但你必须进入社会去锻炼你的能力,而不是停留在书本里面。”
带着恐惧,她寻觅着勇气,决定休整片刻就再推着自己向前,不要回头。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真实故事计划Pro(ID:zhenshigushi2),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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