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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出教室、只能在厕所里聊天……课间十分钟为何“消失”了？

看点 近年来，中小学生被“圈养”的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尽管早在2015年就有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国家今年还发布了《重点工作计划》，要确保在校时每天1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时间，但这一问题至今仍没得到有效的解决。过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课间十分钟到底为何“消失”了？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原点Original(ID: jfyuandian)

文丨冯蕊 许沁校对丨佳思敏编丨May

今年9月初，开学不到一周，余霞发觉四年级的儿子整天郁郁寡欢，先是借故头晕、肚子痛请假，之后干脆说，学校太压抑了，不想去。

她一追问，儿子坦承：课间十分钟不让出教室，除非上厕所、接水。有同学提出想出去玩，老师就说：“你要呆在教室里。”“作业写完了吗？”他觉得很紧张、很累。

余霞这才留意到，学校离家只有几十米，怎么课间永远是安安静静的？

不只是余霞，许多小学生家长在社交平台上指出，孩子在课间十分钟，不能去操场、不能上下楼、不能出教室，甚至无法离开所在的过道。

教育部门此前多次对“课间十分钟”作出规定。除了2021年《未成年人保护规定》，2021年4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和2022年1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印发的《上海市学校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中均指出：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

微山县高楼乡渭河小学，孩子们在课间做游戏

图源新华社

此间，许多学校尝试做出调整，但一些学校仍然对课间自由有所限制。

追溯根源，学校最大的顾虑是学生安全问题，此前多个案例表明，学校往往在安全事故中承担了“无限责任”。由于校园安全立法仍有留白，更多学校正在引入保险的基础上，探索从“事后赔偿”向“事先预防”转变，找回消失的“课间十分钟”。

“只能在厕所里聊天”

某地一年级家长张毓，和余霞有相似的发现。

9月15日，她在网络上发起了关于小学生课间情况的投票。截至10月8日，参与的1560人中，约72%的人表示，孩子的课间十分钟活动受限。

张毓等家长提到，孩子所在的学校没有明令禁止的规章制度，老师会进行口头教育：课间孩子若要出教室，基本只能上个厕所、接个水，途中不能大声说话、跑跑跳跳。

部分“宽松”的学校，会允许孩子在走廊里走动，不能上下楼或去操场。“严重”些的情形，是孩子只能呆在自己所在的小组过道里，不能“越界”。

家长刘璐说，据她所知，部分小学的“课间限制”十余年前就有，越是低年级限制越多，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奖惩机制。

“如果有同学在走廊里疯跑疯跳，老师就会在家长群里直接点出名字。”刘璐苦笑，班级里每个学生会有小红星和积分，被发现一次扣一颗星或者一分。班级里星星和分数的总和会影响流动小红旗等班级集体荣誉。

与之相对，老师会表扬课间呆在教室里，认真写作业的同学。

两位小学班主任指出，同学之间也会互相监督，称为“串班检查”。每天会有学生值班长记录，今天课间谁在走廊里喧哗打闹，把名字记在本子上。老师在班会课、升旗仪式上都会提醒学生课间纪律，所以“孩子们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刘璐和身边的家长聊起，大家的孩子，尤其是女孩，不敢在走廊里大声说话，怕被老师抓到，现在课间“只能在厕所里聊天”“进行厕所社交”“在厕所里分享零食”。

有家长抱怨，儿子和同学经常跑到厕所玩，也探索了“比较安全的走廊死角”。小学规定打预备铃的时候必须回到座位上，有一天他回来晚了，被老师罚站训斥，自信心很受挫，“老师说我这不好、那也不好。”

张毓观察到，一些家长是在网上看见“课间圈养”的话题去问孩子，才发现原来他们课间是不能出去的。很多孩子一入学就习惯了不能出教室，也没想到要和父母说。

“孩子从一年级就被这样安排，会觉得上学就是如此，他们不知道还有一种生活方式，是课间十分钟可以出去跳绳、跑步、自由嬉戏。”刘璐反问：“我们小时候不都可以吗？”

梧州市小学生在大课间进行“大象拔河”

图源新华社

让家长们更加焦虑的，是限制下潜在的身心危害。

张毓为此查阅了不少资料。

《2023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指出，要确保中小学生在校时每天1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时间。

多项研究表明，非结构化运动，即自由、无组织的运动比结构化、有组织的运动对中小学生更为重要。充足的户外运动和自然光照则是预防近视的关键因素。

“儿子朋友很少，找不到玩的人。”余霞担忧，“课间圈养”会让儿子更孤独，加剧厌学情绪。

她忍不住给班主任发微信：“我们家孩子有点不太想上学，课间能不能让他出去玩玩，放松一下。”对方只答复，会找孩子沟通。但限制并没有发生变化。

另一些家长打了12345热线，给校长发邮件询问，截至9月底，一位家长收到回信：“感谢您的建议，我们积极研究。”

刘璐坦言，身边的家长都很矛盾。“我们去反映没有用，不可能让整个学校允许我家一个孩子出去，这是不现实的。”她说，多数家长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孩子还在学校里，“不可能去得罪学校。”

“生怕有个闪失”

而学校也处在压力之下。

9月22日早上，上海市某小学课间，每层楼的走廊上都站着一位老师，他们别着红色的“值日”袖章，紧紧盯着教室门口。刚有孩子踮脚蹦跳，他们便拿起小蜜蜂喊道：“小心，别跑！”

该小学校长徐锦华苦笑，学校一条走廊至少有5个班级，加起来200多个学生。走廊并不宽敞，“课间如果在其中来来回回，很容易发生擦碰。”

但若允许学生去室外活动是不现实的：操场在教学楼的背后，上下楼就要花费一半的课间时间，学生回到教室后难以静心准备下一堂课。

因此在徐锦华的小学，课间不会限制学生出教室，但会要求学生不能在走廊里跑跳，原则上不要上下楼。

徐锦华说，这些在走廊里看护的老师被称作护导，采取排班制，每个护导每天从早上7点半开始，包干管辖区域内的安全监督责任。每个课间有总护导去巡查到岗情况，还有相应的A至D评分等级。

“护导的补贴只有一点点，算在老师绩效内，但没有到岗的话，被发现一次就要扣20元。”

南京小学教师刘雨表示，护导制在全国小学普遍存在，一些学校称其为“一岗双责”。她每周会轮到一次，一旦忘记，学校教职工大群里就会通报批评。

“今天不护导，就会放松一整天；只要一做护导，管辖区域里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慌得要死。”

而在北京房山区某小学，班主任丁佳佳每节课间都需要守在教室里看护学生，如果她没法赶到，上一节课的任课老师必须呆在教室里不能离开。上体育课时，丁佳佳要把班级队列带到体育老师面前才能回办公室。

“无缝衔接，不能出现任何死角，生怕有个闪失。”丁佳佳感到委屈，不少家长指责老师图方便才在课间限制学生，“其实我们一点也不省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学校空间、师生等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是课间限制出现的重要原因。

“一所适度规模的学校，平行班不能超过5个，最多不能超过8个。超过这个数量，学校很难做到安全管理的精细与有效，风险大大增加。”储朝晖说道。

河北省小学生在大课间练习足球操

图源新华社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小学入学人数超过2000万名，已达近年峰值。南京某小学教师刘雨观察到，一年级今年已增至10个班级，六个年级共有2400余名学生，而全校的教师是100余位。

“每位老师的监管时间是有限的，老师一般一天要走四到五个班级，不可能全方位监管到孩子的问题。”徐锦华说道。

在徐锦华的小学里，走廊的护栏高度没过成年女性的胸口；教室门口的伞架钩子是圆弧状的，向内收拢。今年以来，所有一楼以上的窗户都装了限位器，只能打开10多厘米宽；顶楼的窗户前侧装上了铁栏......

她叹息，这些安全防护是目前全国小学的“标配”。“每次市里开会，领导都会说，安全是1，其他的工作都是后缀的0，如果没有安全，学校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意义。”

分担与尝试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劳凯声教授曾提到，解决中小学校责任能力不足问题的一种做法，是让社会分担公办中小学校的赔偿责任，建立学生伤害事故的保险机制。

在上海，2001年《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校方责任综合险已经开始推广。

国内某保险公司职员林婕表示，和家长自愿购买的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险）不同，校方责任综合险的保险主体是学校，主要承保学生在校期间（包含课间）或在学校统一组织的活动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

林婕说，报案后，需要经过查阅法律规定，认定学校对学生受伤负有责任等流程，才可以进行保险理赔，转嫁学校经费不足等风险。校方责任综合险在一些城市由各区教育局，以公开招投标的形式统一采购，覆盖全区中小学等。

她眼见，2010年后，随着意外事故报案越来越多，原先单一的责任险种已经衍生出体育活动、校园意外等各类专项保险。

目前每个月，林婕接触到的学生意外事故报案有近千起，其中不少在课间发生。

她见过学生在走廊打闹，一转头不慎和同伴相撞，导致右尺骨近端骨折；

每年都有孩子拿着铅笔在课间奔跑时把自己戳伤，有铅笔芯在眼球取不出来，进入大脑留下后遗症。

她强调，出现这类事故，如果是8岁以下的一年级学生，不是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应该起到监管和教育义务，如果是8岁以上的孩子，家长有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学校若没有过失只需补偿一些医药费。

“保险公司不仅是学校责任的分担者，也是家校矛盾的调解者。校方责任险到最后已经不是商业险了，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她说，近千起报案最后走上法庭的是个位数，每次报案后保险公司几乎都会赔偿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林婕观察到，保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校的安全顾虑。

二十年间，许多学校尝试放开小课间的限制。

杭州的一些小学根据学校场地的实际情况，打造了主题化、趣味性的“运动空间”；

四川某小学将走廊改造成种植蔬果与花草的“乐园”；

河北、天津的一些小学在小课间引进了主题活动，在操场上设置了传统游戏项目体验。

2021年，《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教育部令第50号）明确写道：“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

学生们在大课间观看“大象拔河”

图源新华社

教育律师，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文在近年调研时发现，部分场地实在有限的小学，开始引导孩子自创了一些桌游活动和益智游戏。

在徐锦华的学校，便有一些老师设计了教室乒乓颠球、印有数字游戏的扑克牌、手指小游戏等等。

尽管如此，“课间限制”问题仍然在全国的一些学校延续。

在储朝晖看来，问题根源是学校责权边界的模糊。

“无限责任的承担者”

“学校目前不是有限责任主体，成了无限责任的承担者。”储朝晖说。

刘雨记得，去年在她护导的点位，一个学生在追逐打闹时，头磕到了水池边上的栏杆，额头上缝了十几针。

刘雨第一反应是，护导老师会不会承担责任？她先询问周围同学目击情况，又赶紧联系班主任、教务处，学校调取了监控。看到监控视频里清晰显示，孩子自己跑太快不小心滑倒了，她这才长吁一口气。

刘雨说，安全问题在学校很常见，大部分家长是通情达理的，会去了解前因后果，但不免有家长完全站在自己孩子角度考虑问题。徐锦华遇到过，有两位学生课间发生了小冲突，家长直接拨打了110，放学站在校门外，指着对方的孩子责骂：“你昨天是不是欺负我家孩子了？”

刘雨和丁佳佳都担忧，如果课间完全放开，出现更多安全纠纷，老师的精力都会花在辨别事故责任、处理家校关系上。

2021年，李文担任主任的蒲公英教育法治研究中心曾做过一项调研，2020到2021年度的427件中小学责任纠纷案件中，因为学生嬉戏打闹导致伤害的事故，占比超过了50%。

同时，427件案件中，被诉学校因未履行教育管理职责而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的比例达到89.23%。

李文表示，伤害事故发生后的校方责任实则有明确规定。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主要是看学校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责任：事故发生前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事故发生时要及时发现并制止、事故发生后要尽到通知和救助的义务。

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学校免责的，多多少少会判决学校承担责任。”李文说，学校始终认为自己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但缺乏证据保全的意识，比如没有安全教育、制止危险性行为的记录等等。

他和储朝晖都指出，出现安全事故后，学校容易有“维稳”的思维，生怕家长闹事，会影响学校声誉、个人职位，从而包揽经济赔偿责任。长此以往助长了校闹风气，导致“家长一闹学校就是没理的。”

储朝晖直指，部分责任最终容易落到一线教师身上。“哪怕一些当事老师没有责任，也会受到处分，”他说道，一线老师既有很大的责任，却没有足够的权力，从而“人人自危”。

北京小学家长郝雯在网上发布“课间限制”的帖子后，收到了大量小学教师的私信与留言。许多老师和她指出：学生端午节回家溺水后找学校索赔，学校最终赔偿40万元；学生的乳牙因为摔跤掉了，家长让班主任赔偿10万元......

“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当家长进来讨公道时，哪怕要求不合理，班主任也要处理。”一位小学老师回忆，之后班主任和值班老师争取多年的评优资格“功亏一篑”。

“很多老师很激动，也很无奈。”郝雯看到，这些案例比比皆是。

河北省小学生在体适能训练馆进行体能训练

图源新华社

从源头开始

“家长也难、学校也难。”刘璐苦笑，“课间问题真的会有出口吗？”

在林婕眼中，“事后赔偿应该向事先预防转变。”

2006年，林婕在中小学调研时，发现仅有校园责任保险兜底远远不够。房顶一直在漏水、拖线板到处都是、栏杆不知道该设置多少高......

但她看到，十余年间更多学校正对保障学生安全的硬件设施进行规范。

2021年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表示正在研究如何建立健全学生体育活动意外伤害风险防控机制，来减轻或化解校长和家长对学生参与体育锻炼、体育活动所受到伤害的后顾之忧，这可能是解决课间问题的基础。

2023年10月18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答复记者，目前正在督促各地进一步完善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多部门联动快速反应机制，确保校园内一键式报警和视频监控系统配置全面达标并有效运用。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表示，除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同样要求“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教育部认真指导督促地方学校落实上述要求。下一步，教育部将进一步指导各地各校强化课间管理，在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上，把课余时间还给孩子。

在李文眼里，更为重要的，是把安全教育纳入日常教育维度中。“80%的学生安全事故是可以通过教育防范来避免的，很多校长的工作报告会强调安全工作抓得多紧多牢，但实际上很多举措没有落到实处，一些学校仍把安全工作当成负担。家庭的安全教育也容易被忽视。”

他建议，安全教育应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一部分。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能够从源头上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为学校安全工作“减负”。

而储朝晖认为，校园安全立法尤为关键，目前仍未提上日程。

2022年8月，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35号建议的答复》中回应，“学生安全立法工作关系利益广泛，涉及问题复杂。由于立法资源紧张，学校安全立法没有列入相关立法规定。”

李文同样指出，目前针对校园安全有《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和《学校伤害事故处理》两大法律文件，但制定时间久远，法律约束力相对较弱，一些规定较为笼统，亟待更新。

“需要学校控制在相对适当的规模，把外部安全风险降低，进而在内部管理上，需要校长在评估风险后适当放宽课间限制。”储朝晖说道。

午后时分，上海微雨。徐锦华眼见，顶楼有孩子将手伸出铁栏，触碰下落的雨滴。“是谁啊，这么傻。”

没过几秒，她又担心起雨天湿滑，孩子走得不小心，难免摔跤，拿着伞会不会冲撞受伤……

徐锦华叹息，下课奔跑、踢毽子、跳皮筋，玩到累了再回来的时光，成了一段浪漫回忆。

“现在只求安安稳稳，日复一日。”在学校呆了18年的她笑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李文和储朝晖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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