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奥软件的结尾太出乎意料了，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真的可信

美国遗传学家哈登：基因高达40%决定孩子的上限，但教育的下限取决于环境

看点 内卷虽为人所诟病，但也说明以努力为信念的人还是多。然而，美国遗传学家佩奇·哈登却以科学实证表明，基因的影响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智商、情商、学商……各种优势早在孩子出生前，就伏笔于他们抽到的“基因彩票”中。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重新审视教育与公平？基因与环境，到底哪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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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柯察金 编丨Leon

国庆假期

有关公正的议题何其复杂，但人们对此至少有着朴素的理解——凡事凭本事努力，而不是“外挂”。

世袭贵族的“外挂”退出历史舞台后，经济优势接棒。而收入的差距，又往往与教育的不平等密切相关：

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工资（按实际购买力而言）在过去60年里都没有增长；

来自美国最富有的1/4家庭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的可能性，是最贫的那1/4的将近4倍。

此类数据不胜枚举。即便常春藤再怎么标榜多元化，也无法掩盖名校学子大多家境优渥的现实。如此看来，每个人来到这世界前就在刮彩票。

然而，美国心理学家、行为遗传学家凯瑟琳·佩奇·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教授提醒我们，关乎人生的彩票可不止财富这一张。她通过研究确信，先天遗传差异对于人们的生活，包括孩子的教育，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过去几年中，新的分子技术已经开始支持这样一个基本发现，即我们的个人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基因。”

DNA的影响渗透在每个角落，天生继承的因素无处不在，只是社会对它的认知还不够而已；而“基因彩票”不仅涉及智力，甚至还关系到孩子的社会情感技能……

哈登教授的著作《基因彩票》（The Genetic Lottery）一经问世，便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响，并被《经济学人》评为年度最佳书刊。

凯瑟琳·佩奇·哈登，及其著作《基因彩票》

问题来了：倘若基因彩票真的存在，那些“手气不佳”的普通孩子，是否还有努力的必要；孩子是否天然地要被划分为优生、差生；所谓教育公平，又是否只是如梦幻泡影？……这些问题，可谓关乎我们对于教育最本质的信念。

基因抽彩：70万亿分之一

遗传学涉及到海量学术词汇，很容易使人读得头脑发昏，但完全不触及，则连探讨之门都进不去。这里我们不妨只去涉猎最要紧的几个概念，其中之一，便是“多基因指数（Polygenic Index）。

说起来，这个术语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政治正确的考量，目的是尽可能地避免讨论基因时预设价值判断。此前广泛的说法，叫“多基因评分”（Polygenic Score）——从字面上也更容易理解，比如，“身高多基因评分”低的人，就很难长成姚明。

“多”字，则提醒我们注意遗传学近十年来的一个共识：遗传表征不可归结到某个特定的、单一的基因上，而是与千上万个基因的变异有联系。举例来说，即便是身高这样高遗传率（80%由先天决定）的表征，决定它的也并非某个“巨人基因”，相关基因至少有10万个。

总之，从社会群体层面来看，多基因指数呈现抛物线式的分布规律。自低评分起、到高评分落，越靠近两个极端的人数越少。

多基因指数呈现“高尔顿板”式的正态分布

哈登很喜欢举NBA身高之霸（2米29），球员肖恩·布拉德利的例子。肖恩的增高遗传变异数量，高过普通人4.2个标准差，比全世界99.999%的人高。他落在了抛物线稀稀落落的最右极里。

NBA球星肖恩·布拉德利

即便我们不去否认肖恩的篮球技术抑或勤奋努力，如此惊人的身高，无疑对他那2700万美元的优渥资产有着重要贡献。

而在基因抽彩环节中，肖恩可谓连续中奖：

首先，他恰巧投胎到一对高个子的双亲家庭，父亲2.03米，母亲1.83米；

其次，即便有父母遗传的加持，也未必能保证后代一定高。很多亲兄弟姐妹之间，身高差异大的也很普遍。例如哈登自己便遗传了高个子基因，而她亲弟弟的身高则低于美国平均值。

肖恩的奇特之处在于，令他拔高的基因比普通人多，而有变矮风险的基因又比一般人少——据遗传学家估计，产生肖恩这种基因组合的概率接近于零，即便在“巨人”群体中，概率也仅为10%~30%。

如果我们讨论的不是身高这样遗传率较高的表征，抽彩的不确定性就更大了。要知道，任何一对父母基因型（genotype）的组合数量，都多达70万亿个——这还是不考虑基因突变的情况。

因而，把一个孩子所遗传到的表征称作抽彩，真是毫不夸张。无数的组合在冥冥中影响了孩子的人生，这不是运气又是什么？

正如哈登所说：“运气不仅仅是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外部事物。它也被‘缝’在我们体内。任何一对父母可能产生的独特基因组合是70万亿种，而父母的每一个基因组，又是他们父母的DNA所有可能组合中的70万亿分之一，以此类推到人类历史的最早期。”

基因彩票给幸运儿大开“外挂”

遗传影响身体特征很好理解，但基因对于孩子能否在学校取得成功，真的也有影响么？

面对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在感性上会觉得很不舒服。不论是西方人崇尚的“白手起家”，还是东方人常说的“天道酬勤”，都强调奋斗而非先天的价值；

同时，人们在理性上也会怀疑：教育是如此复杂，受环境之影响千变万化，岂能与身高、血型、瞳孔颜色等肤浅的表征相提并论？

哈登表示，一点没错，孩子的教育结果受很多因素影响，其中关联确实很难捕捉。

比如在一项家庭研究中，为了更好地排除噪音，超过160个科学家团队来了场头脑风暴，试图罗列出所有可能影响孩子的变量。

结果令人震惊。每一个科学家团队，都提供了关于孩子及其家庭超过1.2万个的变量。

可尽管困难重重，科学家们仍通过各种方式捕捉到基因的影响。

01

关联是微乎其微，还是很大？

首先是“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

人的基因那么多，但有一些是具有代表意义的、最常被分析的个别元素（SNP）。科研团队就把它们，跟人的可测量特征关联起来。

前几年，有研究小组通过超110万人的样本量，捕捉到1271个与受教育程度有显著关联的SNP。

所谓关联，可以用R²值（关系强度）来表示。从受教育程度GWAS中创建的多基因指数，通常能捕捉到教育结果中10%~15%的差异。

10%~15%的R²值，看上去不多，但也绝非微不足道，不信，我们对比另一些关系强度：

男性比女性的体重通常更重，关系强度（R²）为12%;

海拔高的地方通常更冷，关系强度（R²）为7%；

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从大学毕业，关系强度（R²）为11%……

基因的R²值，已经可以跟家庭经济状况因素打擂台了！

哈登进一步提醒我们，正如经济优势是影响教育结果的结构性力量——在教育轨迹的每个节点上，富裕家庭都可以动用“钞能力”，使得他们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成果——DNA也是如此。即便是一个不算大的R²值，经过一次又一次优势的重复，小的影响也会慢慢积累到大。

更何况，在另一种研究方式里，基因影响教育的程度显得更大，这就是双生子研究。

双生子，简单来讲就是同卵和异卵双胞胎。调查双生子的好处显而易见：最大程度地控制了变量（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至少有1.2万个）。

双生子研究出的R²值是多少呢？高达40%！

两种研究方法的估值为何存在如此不同，学界尚无定论，并因此留下被称作“missing heritability”（遗传率缺失）的问题。但无论如何，DNA差异会导致教育水平的不同，已是无可辩驳。

02

有哪些先天教育“外挂”？

假如孩子的教育多基因指数，幸运地落在抛物线的右极，他会获得哪些“超能力”呢？

外挂一，智力/认知能力

智力？没错，不过哈登的表述为“综合执行能力”，在内涵上更丰富一些，包括多种重要的认知能力：

孩子更善于调节自己的注意力；更善于从一种规则切换到另一种规则；能很好地实时更新信息，并擅长在工作记忆中只保存少量的信息。

“综合执行能力”与学生考试成绩的相关性，高达40%~50%，可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哈登对数百名8~15岁的双胞胎测试后发现，“综合执行能力的遗传率，与眼睛的颜色或身高的遗传率相当。”

外挂二，社会情感技能/非认知技能

不止如此，遗传效应也涉及非认知技能，或称社会情感技能。

部分励志作家热衷于宣扬：对孩子成功非常重要的性格优势，并非运气或基因的结果；孩子真正的天赋，是勤奋地练习……等等。然而，多条研究路线显示，在理解遗传如何影响与不平等相关的特征时，非认知技能并非一张“免罪金牌”，它也受到遗传的影响。

被捕捉到的社会情感特质包括：

坚毅：追求远期目标的激情和毅力；

成长型思维模式：相信智力是可塑的；

求知欲：愿意思考难题或新问题；

掌握取向：为了学习而学习的动力；

自我概念：相信自己很聪明、有学习能力；

测试动机：在测试中努力。

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些通常被认为是后天达成的认知能力，其实也能被遗传。

当智商、情商、学商……各种能想到的“商”的密码，早已暗藏在DNA之中，我们所说的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

基因并无“优劣”之分，

环境更为重要

讲了这么多基因带来的先天性不平等，显得哈登教授像个种族主义者似的（她确实被一些人这样误解）。但作为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作者）的铁粉，她当然不会是“优生学”的拥趸。

哈登反复呼吁的，是社会一定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基因。既别做基因盲，故意忽略一切先天因素；也别太神话基因、搞尊卑那一套。

首先我们要明白，所谓好与坏、优与劣，实则都是社会预设的种种框架。

凭什么高个子才是“好的”?无非是社会的经济、文化各层面，普遍对高个子有偏向，所谓颜值、体型等亦如是。可是换个社会环境如何？比如电影里的“霍比特人”国度，倒又以高为极不便利了。

哈登批评现代社会的评价机制太简单粗暴，将人的内在价值，与特定能力（例如教育成就）挂钩，并由此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然而，人的内在价值没有优劣之分，大自然创造的每一种基因组合，都有各自的作用。

例如，一些军队专门聘自闭症青少年，去从事卫星图像扫描，因为他们对视觉细节和图案的灵敏度和专注度远超常人。

Harden强调，“人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顽固地不愿以一种允许他们参与的方式来安排。”

何况，研究发现，很多看似“优势”的遗传变异不见得一定是好事——与非认知技能相关的SNP，被证明与若干精神疾病存在关联，包含精神分裂症、双向障碍、神经性厌食症、强迫症等等；

又或者，某些“优势”的基因一旦多复制或少复制了一个，就会转而成为身体里的隐形炸弹。（故而哈登指出，通过基因编辑来提高儿童的智商，在科学上不仅是不可行的，也是荒谬的。）

其次，先不说有没有必要拉着99.9%的普通人，和那0.1%的“天选之子”死磕——如果把基因的重要性放到整个大环境中谈，只能说还是太“嫩”了点：

01

环境决定教育的下限

如果说基因彩票产生了一些天才（姑且称为教育的上限），决定教育下限的，一定是环境。

哈登讲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冷战期间，爱沙尼亚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自由选择，大学学位也不怎么受到重视，整体的教育环境“压抑匮乏”。

猜猜怎么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基因彩票差不多失灵了，即便是那些幸运儿，也更多地泯然众人矣。

再比如，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教育多基因指数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关系很微弱——理由很简单，以前的环境压根不鼓励女性接受教育。

正如哈登指出：“可遗传的表型，对社会变革（环境）是没有免疫力的。”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教育环境变得更好，而不是“向下拉平”。

02

基因决定不了孩子人生的底色

哈登把基因比作食谱，而多基因就像是一个庞大的食谱集。

但是孩子的人生是什么呢？是一整座餐厅。不光是饭菜好不好吃、做得漂不漂亮；餐厅内的装潢、服务态度、座位的布置乃至播放的背景音乐……都会影响到它在“大众点评”上的评分。评分高的餐厅，绝不只是因为食谱高超。

这个比喻很生动地说明，基因做不了“算命先生”，也决定不了孩子人生的底色。

即便没有遗传到所谓的“优势”基因，当然也不意味着孩子失去了未来。身高没有优势的，未必做不了作家；理科没有天赋的，未必做不了画家；学说话比别人慢的，未必做不了诗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张笑宇评价：“好的理想社会，是发掘每一个人的每一种可能性，而不是让那些在基因上赢了的人赢两次。”

03

环境也是一种结构性力量

我们之前提到，基因和财富一样，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会在不断累积中显现作用。那环境又何尝不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基因起作用的，未必不是环境在暗中影响。

比如，基因抽彩的幸运儿在幼年时期，可能比同龄孩子更早、更多地说话，一开始只是牙牙学语，很快越来越有模有样；但是注意，这样的孩子往往也得到了父母更多的互动，亦即家庭为他创造了一个不断刺激的外部环境；到了学校和社会上，环境和资源向他的倾斜，也会进一步放大他的优势。

这是不是反过来提醒我们，大部分普通的孩子，才更缺乏这样结构性的环境推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普娃到了具有良好支持的教育环境中，照样全面开花。环境中的脚手架，或者说脚手架搭建起来的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关键。

面对基因：谦逊与正视

对于如何使用遗传信息来帮助“手气不佳”的人，哈登并未给出操作手册般具体的指导意见。不过，她提出的对基因应有的态度，颇值得我们深思：

01

别把幸运误认作有德

有的孩子天生更聪明，也更努力，甚至性格更好、更坚毅。但在哈登看来，这些幸运儿“在本质上并不更优秀，也并不因此就是更好的人”。

她认同约翰·罗尔斯的观点，认为天赋的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的共同财产，并对西方主流的优绩主义观念做出批评。

哈登认为，建立一个更有同情心的社会，意味着高学历的、在社会中占优势的人们（包括她本人），应该提醒自己“运气”是多么重要，“为自己的好运心存感激，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而非沾沾自喜。

有人会反驳，为什么人一定需要有同情心？不是所有人都买道德的账。

哈登举出罗尔斯著名的思想实验“无知之幕”：

既然基因是一种抽彩，每个人的结果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幕布拉开后，才知晓自己（或后代）幸运几何——如果没有公正的机制作保障，社会岂非人人自危？

美国总统克林顿，曾以人类基因99.9%的相似度，作为“人人生而平等”的经验依据，但仔细想想，这个逻辑的出发点便是错的，平等不是实然问题，而是应然问题，不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为转移。

02

不应回避遗传差异

哈登强调，基因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闭上眼睛回避遗传差异，而是在此基础上，寻求最有效的补救措施，促成更公正的社会。

比如，当一个人的近视是遗传因素造成的，那么这种视力缺陷就是“不应得的”，而补救的方法便是为他提供眼镜。

然而，政策和舆论界的辩论，并没有触及如何使用基因数据改进政策，仍反复无谓地争论要不要考虑遗传因素。

后果之一便是，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刻意将基因数据排除在外，轻则会夸大其他因素的影响，重则会将问题的症结归结到无关的事情上。

比如哈登的故乡得克萨斯州，对于“青少年性行为和心理健康”的研究，直接绕过了有关基因的合理假说。哈登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说，基因对青少年的性行为和心理健康没有关联？如果缺失了这个变量，研究有多少参考价值？

与之而来的后果之二，是哈登观察到，很多有关教育的干预措施缺乏成效。哈登的同事，干预研究专家大卫·耶格尔说道：“几乎所有过去的高中项目，包括辅导项目、学校重新设计等，都没有显示出对客观结果的明显改善。”

哈登直呼，基因盲和优生主义者同样可怕。对基因数据的漠视，不仅使得社会科学多走弯路、浪费资源精力，且使得一些貌似善意但实则无效的干预政策大行其道。

总之，哈登认为，教育公平不是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而是给那些最有可能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孩子——无论他们是由于家境还是基因抽彩的偶然性——提供针对性的强化支持，使他们的学习尽可能达到更有优势的同龄人，更容易达到的水平。

“我女儿的学前班教室有一张彩色招贴画，写着‘公平不是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东西，公平是每个人都得到他为了成功而需要的东西’。这是5岁孩子也能理解的公平概念。”

如果说DNA是一部生命之书，每一个孩子都是孤本，每一本书都可以写得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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