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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乔雨萌 编丨荆欣雨 排版|Sherry
对于这些诞生于野外和街头的极限运动,入奥是一把双刃剑。
“更普及了,但也不那么自由了”,“燃烧冰”老板杨子告诉我,滑板入奥后,不同于家长们的满怀期待,圈内不看好的声音更多。
“我不鸡就难受”
一圈玻璃,划开两个世界。
玻璃内,五六岁的女孩男孩们踩滑板冲上坡道,荡进碗池,翻飞在空中,落地时擦出清脆的尾音。这样的恣意显然无法抵达玻璃另一侧。
场地外的椅子上逐渐坐满了家长,两个妈妈热聊着最近孩子上了哪些课、拿了第几名,几个沉默的爸爸埋头在手机里,间或接起一个工作电话。
成年人的焦虑却可以轻易穿透玻璃,将孩子们的笑闹声打破。有个爸爸放下手机,起身贴近玻璃,他的眉头逐渐皱起来,拍着玻璃示意自家孩子,喊道:“这个动作你不是学会了吗?做呀!”
在这家名为“燃烧冰”的老牌滑板店,老板杨子目睹过许多动怒的家长。
事实上,之所以在训练场地外设一圈玻璃,就是防止家长一时上头冲进去——现在看来,这是必要的。
场外忙碌的家长里,孙月一直敲着电脑,头发整齐地梳到耳后,桌上放着给女儿准备好的热水壶和饼干。
冬日她常穿一件冲锋衣出门,这样无论是在哪里等孩子上课,她都能安然坐上好几个小时。
毕竟,她刚过六岁生日的女儿有着同样忙碌的日程表:
每周两到三小时滑板训练,此外还有英语(“英语肯定要有”)、数学(“数学肯定要有”)、钢琴(“得有一门乐器”)、拉丁舞(“女孩怎么着也得学个艺术点的,不能老是极限运动”)、围棋,以及编程(“我们三岁就上网课学编程了”)。
而这已经是她在女儿上小学后经过百般纠结砍掉三门以后的结果,“精简半天觉得哪个都不能放,实在是减不下去了”。
孙月女儿练滑板
滑板得以通过孙月“严选”跻身七分之一,和近年来国内掀起的极限运动热有关。
2016年,滑板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自此滑板俱乐部和滑板教练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与滑板同期入奥的攀岩和自由式小轮车也是一样的盛况。
《2023中国攀岩行业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国内有商业攀岩馆636家,同比增长31%。
北京上海之外,极限运动也在向中低线城市渗透。如果你有一个想学小轮车的孩子,在温州、金华、福州甚至是大庆,都可以找到至少一家小轮车俱乐部和数位教练。
看到滑板、小轮车等极限运动潜力的不只是老玩家们和一众培训机构,还有无数望子成龙的父母们。
孙月的女儿,三岁第一次踏上滑板,如今已经是滑了三年的老学员。
和很多不喜欢被用“鸡娃”形容的家长不同,孙月爽朗地笑称,“这就是我特喜欢做的事,我不鸡就难受”。平时她最大的乐趣有二,一是研究有什么课可以给闺女报,二是琢磨这么多课怎么排。
孙月女儿练滑板
在极限运动圈,孙月的鸡娃程度只是寻常。
这是深圳的陈斐一家近半年来每个月为小轮车付的账单:
一对一教练,每天陪同训练至少三小时,每月三万;
一月一次的异地集训,每次七到十天,每天仅训练费一项就要四千多;
还有到各地参加比赛的路费住宿费,自己搭场地的费用……
林林总总的项目加起来,每个月平均开销五六万起。 名校数学专业毕业的她,将钻研数学时的严谨和倾情投入一比一复刻到了女儿的小轮车学习上。
极限运动鸡娃这道光谱上,陈斐无疑是一个极值。
也有家长选择站在光谱另一端。我在“燃烧冰”等候区见到设计师严羽时,她正在读《庄子》,身着咖色羊绒衫和牛仔裤,柔顺的中长发搭在肩上。她告诉我,儿子学滑板三年多,一共只花了两三万。
“十万八万买一证书,”严羽问我,“你不觉得这事儿怪怪的吗?”
卷家庭
卷极限运动,首先你得有钱。
上海小轮车教练赵强的课一小时300元,在业内算是一个中等偏低的价格。为了引流,他曾试着让价格更亲民一些,各种课包优惠都算上,课时费一度降到了接近150元,“和篮球课差不多”。
那阵子,来俱乐部咨询的家长明显多了 。还没高兴多久,赵强很快发现,这些被低价吸引来的家长很少会成为真正的客户。
小轮车的风险首先让他们却步:以为只是让孩子骑个自行车,没想到是个极限运动,孩子摔着碰着了怎么办?
再听到一连串要购置的装备用具和后续的费用:一辆车两三千,全套改装完要两万,随着孩子长高需要每两三年换一次车,头盔和护具也不能少,一顶好的头盔也得两三千......
这些家长的嘴角一点一点沉下去。“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们挥手离开,再没来过。
没多久,赵强就将课程改回原价,彻底放弃了这种获客方式。他得出结论: “学小轮车,还是需要家里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卷极限运动,你还得有舍得花钱在“玩”上的松弛感。
做滑板教练四年,宋元明见过很多浅尝辄止的家庭。家长抱着“上一节课就学会一个动作”的期待来,最关心的是“以后能学成什么样”,上了五六节课之后看成果寥寥,决定还是学点别的。
与之相反地,那些长期稳定学下来的孩子的父母通常会告诉她,“孩子喜欢就好”、“重要的是别受伤”。
在和八个学滑板、小轮车或攀岩的家庭深入交流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这个词的具象体现:
这些家庭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还有一个家庭住在嘉兴,为上小轮车课每周自驾往返杭州三次);
几位70后、80后父母的职业包括但不限于中学老师、高校老师、教培老师、企业高管、医生、设计师和数位全职妈妈;
孩子们都还在上小学,但他们学极限运动的时间并不短,最长的已有四年;
八个家庭中七家有着让孩子(最晚)从大学起出国读书的计划;
一半的家庭有不只一个孩子;
而当谈到这些年在任一极限运动上的投入,一年五到六万是几个家庭的平均值,开销最大的是陈斐一家,在小轮车一项上累计已花了小三十万。
这一点从极限运动职业选手的成长轨迹中也可见一斑。
谷爱凌登顶冠军后,和她的故事一样广为流传的还有她妈妈的经历:北大本科,斯坦福MBA,也是前北大速滑队员兼滑雪教练。
再看巴黎奥运会上获得滑板街式第四名的崔宸曦。她的父亲曾任山东省轮滑协会副秘书长,现任济南市滑板队教练,还是一位滑板一级裁判,在当地经营着一家滑板店。
“比如像跑步或者游泳,纯粹卷孩子,田径你叭叭跑就行了,游泳你叭叭游就行了,有没有钱都无所谓对吧?但要说小众的,就是卷家庭、卷钱、卷资源。要是你家里边财力人力不够,你怎么追着教练追着场地去练,”严羽一语道破了这类极限运动的特殊之处,“一样在卷,只是换了个东西卷。”
归根结底,卷极限运动,你最好是个有退路的家庭。
卷学习,对这些家庭来说似乎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话语。严羽看得很淡,表示完全可以接受儿子不上大学,在她看来,好好学习和考一个好大学本就不应该联系在一起。
但严羽和老家的朋友聊天时发现,在那座二线城市,家长们在孩子的学业上比北京上海的家长要“卷得多”:
许多五六年级的孩子已经学完了初中课程,家长之间讨论的全是报什么语文课英语课,甚至还有专门的单词课,“花6000块钱背6000个单词,多夸张”。至于滑板、攀岩、小轮车?他们没听过,也不感兴趣。
两类家庭之间差异的来源,或许可以用“兜底能力”,这个“海淀妈妈”陆琪多次提到的词来概括。
她家女儿从一年前开始学攀岩,现在每周上两节班课(备赛期间一周三节)、一节私教,寒暑假有集训,还时不时去外地参加参加比赛,到日本刷刷馆。
她坦言, 之所以愿意让孩子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在攀岩上,是因为自己早早准备好了一套学区房,这意味着女儿从小学到初中都有了兜底的学校,“虽然不是‘六小强’那种特别好的,但也是还不错的学校”。现在女儿刚八岁,但陆琪已经考虑过高中的事,“(要是学习)实在不行,我们走国际路线也是可以的”。
“怕她受伤,摔了又本能地让她坚持”
“孩子喜欢。”谈到学极限运动的原因,几乎每个家长的第一句话都是如此,接着他们会补充, “总得学一个运动”。
而当继续问下去,你会发现,孩子们眼里酷炫的极限运动,对家长们来说有着同样简单明了的意义:磨砺心志。
郭恺是一个有三年小轮车车龄的男孩的爸爸, 在他看来,孩子学极限运动,家长也得“放得开”。
儿子一个动作没做好,摔了,他不会马上跑过去看,而是在旁边站几分钟,看看他是怎样的状态,大部分时候就让儿子躺地上缓一缓再自己起来,“外伤痛一下就痛一下,让他自己学会坚强”。
“你的思考能力、坚强的品格培养好了,再去做任何事情都很简单。为什么体育是培养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原因,”郑辉讲起来颇有心得,“我一直跟我孩子说,你连身体上的苦都受不了,怎么可能受得了学习上的苦?”
郭恺儿子练习小轮车
但极限运动的苦不是简单的破点皮、流点血那么简单。极限的另一面是风险。
想磨练意志,就得面对孩子随时可能受伤的风险,这是每个学极限运动的家庭避无可避的矛盾。陈斐用一句话形容这其中的纠结心态,“怕她受伤,摔了又本能地让她坚持下去。”
学滑板的风险也类似。
三年来,严羽儿子胳膊腿青一块紫一块是家常便饭。一个月前,孩子训练时没掌握好平衡,被一米多高的杆子绊倒后摔到地上,出现了轻微的脑震荡,当天晚上吐了好几次,两天吃不下饭,一个星期后精神状态才稍微好转,腿上的外伤则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养好。
“如果长期练下去的话,你怎么保护他,(对于受伤)你能接受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让他走职业道路,因为完全保证不了(不受伤),也做不了准备,”谈到不久前的这次经历,严羽仍然心有余悸,“除非你做好了他可能会死或者终身残疾的准备。但是要是个当妈妈当爸爸的都能做到这种准备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别玩了。反正我没有仔细想过,不敢想。”
严羽儿子练习滑板
陈斐也希望尽可能地提高安全性,所以她每个月花三万请一对一的教练,保证孩子身边时刻有专业人士保护和指导,不会冒进,遇到危险能避开。
每次赛场上她也是提心吊胆,还曾在比赛时专门找心理咨询师,就怕孩子因为心态波动的一念之差出现危险。
那是在去年小轮车全国联赛的一场分站赛上,女儿有一个后空翻的动作,平时训练时都做得很好,不知怎的,那次赛前却一直说,妈妈我害怕,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个动作,但不做就拿不到奖牌。
陈斐听得感觉心都被紧紧攥住了, 她知道,小轮车最不能有的就是怕,一怕,就危险了。
到了初赛那天,女儿做了两次都失败了,第二次直接被担架抬了出来,万幸只是摔到地上后震了一下,并无大碍。
看着担架上疼得哭成一团的女儿,陈斐的心情糟糕透了,“我真想帮她,但不知道该怎么说,怕说错,怕反而更干扰她”。
第二天就是决赛,当晚陈斐马上联络了长期合作的一位心理咨询师。2000元,咨询师和女儿聊了三四十分钟。
“虽然聊不出什么来,但至少能让小孩转移一下注意力,放松一下,”陈斐说,“我自己心理上也有一个安慰,(知道)我已经做到位了。”
陈斐女儿参加小轮车比赛
只是,“练到一定水平,不受伤才奇怪”,陈斐说,女儿最近就在养伤。一个月前,孩子扭伤了脚踝,肿得厉害。陈斐一开始有点着急,“这么久都练不了了,那不是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后来她又想,其实慢下来也挺好,这一个月也有很多事可以做,可以学攀岩练臂力,可以练围棋,还可以把学习搞出来。
在小轮车圈内,当孩子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像她这样重视体教结合的家长是少数。
有次到安徽比赛,当地一个教练看到她在练车间隙还盯着女儿练围棋、学英语,很奇怪地问她,你怎么还给小孩子学那么多东西,我们这边小孩都不学习,学不进去的。
陈斐无法认同,她心里始终徘徊着一个“万一”:小轮车练到后面,万一伤重,运动生涯结束,孩子拿什么养活自己?
她决心帮孩子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好,把后路都想好:
你要玩到什么水平?它能不能给你带来好处?
它值不值得成为你未来的职业?除了这个项目,你未来还能做什么,得做哪些准备?
都得想,每天想。
从小众中“卷出来”
其实,陈斐起初并不支持孩子学小轮车。“第一,我们对孩子从来没有过这个规划。第二,小轮车对孩子未来的学业和事业方面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女孩还是要练钢琴,要练舞蹈,对不对?”
只是有些事规划不来。女儿性子“野”,对钢琴舞蹈都不擅长。围棋也曾是陈斐为女儿规划的方向,这似乎是相当顺理成章的:
她和丈夫都是从名校数学专业毕业,孩子是在医院测过的136的高智商,在围棋上出成绩也相当快,八岁就已经升到了围棋五段。
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围棋对升学有着明确的利好,深圳四大重点中学都留有围棋特长生的位置。
唯一的变数是女儿对小轮车的喜爱。六岁时看见有人骑小轮车,她试了一下,“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经常上完课不肯走,一个人闷头研究动作。
看着女儿每次骑完车大汗淋漓的畅快样子,和下围棋时是截然不同的神采,陈斐想,那就让她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她考虑的也不只是兴趣。 正因为围棋和升学绑定,赛道越来越卷了,陈斐说,她也没有让孩子坚持下去的动力了。
几乎是必然地,我采访的每一位家长都和陈斐一样考虑过孩子所学项目对未来发展的帮助。项目小众,就意味着和升学相关的政策和通路尚不明朗。
“在咱们国家就得搞小众的项目,”郑辉语气笃定,“我就是一个想法,你要想出类拔萃,就要做别人不会的。”
沈云儿子练习小轮车
不是没考虑过更大众的运动,只是,“别的项目都太卷了”,郭恺说。他家在杭州, 游泳是当地的大项,“你想想看全浙江全杭州一年有多少孩子去学游泳”。
郭恺儿子练习小轮车
只是,想从这条小众的赛道中“卷出来”也绝非容易。比如自由式小轮车,2024年体育单招中招收这个项目的高校仅有五所,其中四所面向一级运动员及以上人群,三所限定考生为现役专业队运动员,而一级运动员意味着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联赛总决赛、全国青年锦标赛的前三名,全国青少年 U 系列锦标赛、冠军赛的前两名,或是省级运动会、锦标赛、冠军赛的第一名。
换句话说,只有取得最顶尖的成绩才可能换来对升学的实际助力,而想要走到这一步,孩子的天赋、家庭为之的投入也要一样顶尖——这正是不少家长还在观望的原因。
郭恺儿子练习小轮车
最后的问题是,卷出来的终点是哪里?
可以肯定的是,对大部分家庭来说,答案不是成为一名职业选手。
即使是孩子成绩已经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但尚未达到最低评定年龄)的陈斐家,对女儿在小轮车上的规划也是“半职业”。“太难了”“太苦了”是最基本的理由。 还有好几位家长谈到了在中国从事职业体育和学业发展之间只能二选一的困局。
关于这个问题,严羽也问过身边那些在滑板上一年花个十万八万的父母,“他们从来说的都是不走(职业)”,但再问更多的对方就回答不上来了。
这让她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就觉得我家孩子要比你家孩子厉害,学习上是,运动上也是,至于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严羽并不反对卷。她不认同的是“乱卷”。
孩子们
让我们拿掉“鸡娃”“卷运动”的标签,重新看待这些极限运动。
借助绳索和钉子,19世纪欧洲的登山者们征服了无法靠脚力企及的高峰,从此有了攀岩;
1960年代的美国,负担不了越野摩托车的孩子们将自行车改装,于是有了小轮车;
被称为极限运动鼻祖的滑板则诞生于1950年代的美国街头,公路、斜坡、栏杆、扶手、台阶都是滑板少年们可以自由驰骋之处。
对于这些诞生于野外和街头的极限运动,入奥是一把双刃剑。“更普及了,但也不那么自由了”,“燃烧冰”老板杨子告诉我,滑板入奥后,不同于家长们的满怀期待,圈内不看好的声音更多。
在我接触的几位滑板教练同时也是老滑手看来,“自由”,这一滑板文化的核心,正在被消解。
玩滑板17年的李冀冰解释, 滑板成为竞技体育的一个比赛项目之后,就必然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面临打分、比较,追求一定时间内规定动作的完成度和成功率。
“体制内运动员和滑手是两个称谓,(做的)也是两种运动了,”李冀冰说,“一个是练,一个是玩。”
这不是这些老滑手们最初喜欢上的滑板的样子。他们喜欢的是在不同地形上飞跃的快感,是创造出各式动作和线路的趣味。
李冀冰曾经也想让自己的孩子体会这份自由,女儿两岁多就在他的熏陶下开始玩滑板,但后来不喜欢,放弃了。
不过他不觉得可惜,“玩滑板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的事,如果为了自己的想法强迫孩子去滑,成了一个工具而不是爱好,反而是背离了滑板的精神”。
这两年,看着越来越多因为急于出成绩而打骂孩子的家长出现在赛场、训练场上,李冀冰经常想起来自己刚玩滑板的时候,那些年,大家都很快乐,他慨叹,“现在的滑板已经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滑板了,以后,这种快乐的感觉可能就会慢慢消失了”。
极限运动放大了家长们的竞争欲与得失心。好在,对于孩子们来说,事情要简单得多。
他们在乎的是同伴间的互相支持和鼓励。小轮车课上,有人做成了一个动作,所有孩子都会一起欢呼,沈云觉得,“那种情绪价值比家长给的还要高”。
孩子们也都很珍惜在这个过程中缔结的情谊。沈云儿子建了一个“小天才骑车”微信群,把一起练小轮车的小伙伴都拉了进去,经常在里面分享练车的视频。
不久前过生日,儿子对她说,我不要什么生日派对,和俱乐部的小朋友们练完车后一起吃吃蛋糕就可以了。看着儿子说“我的朋友都在那里”时满足的样子,沈云觉得,孩子在小轮车中找到了自己。
沈云儿子练习小轮车
有的时候,甚至是孩子们在教大人如何做更好的父母。有一个场景一直印在陆琪的脑海里:
一次攀岩训练时,女儿有个点没抓好,啪地一下掉了下来,“怎么会失误”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陆琪嘴边。
还没等她走过去,一起攀岩的另一个女孩先跑到女儿身边,胡噜了一把她的头,笑眯眯地说,“没事,别紧张,下把就过了”,本来哭丧着脸的女儿也笑了,还给自己打气,“我再试试,我没问题的”。
陆琪站住了,静静地在后面看着,一瞬间特别想哭,“那才是一个真正的陪伴”。后来,她也会在女儿没做好的时候揉揉她的脑袋,爬得好的时候和她击个掌、碰个拳,就像孩子们之间一样。
当把属于成年人世界的比较和得失都剥去,很多孩子在自己身上还原了极限运动最本真的一面:快乐。
那日在“燃烧冰”,我还遇到了一位卷过但已不想再卷的“海淀妈妈”。她告诉我,滑板是女儿“唯一一个出门不用叫”的课,一大早孩子就催着她过来。
那个上午,我们坐在滑板场旁,聊到了她身边家庭上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培训班,也聊到了一个妈妈身处其中的无奈和疲惫。
“看孩子们每天就是背着包去上课,眼睛也不好,身体也不好,动不动就感冒,”她侧头看着场上和教练一起大笑的女儿,声音越来越低,“关键是,孩子们都不开心。”
我也转头看向场地里的孩子们。他们跳跃、旋转、翻腾,脸庞被兴奋染红。我想到了在报道中看过的邓雅文与小轮车结缘的故事。
2017年,现任中国国家自由式小轮车队主教练吴丹到四川泸州市业余体校选材,放小轮车的赛事视频,有的孩子说好酷,有的说好危险。
本要被选去练标枪的邓雅文也看着屏幕,时隔七年后吴丹还记得,那时她的眼里有光。
这样的光,我见过。我问孙月的女儿,为什么喜欢滑板?在妈妈期待的目光里,她想了好一会儿,摇摇头,“忘了”。“那每次玩滑板开心吗?”这次她迅速回答:“开心!”女孩的眼睛亮晶晶。
*本文有删减。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家长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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