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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再读丨我们为何仍然要纪念竺可桢

1974年2月7日，中国近代地理学与气象学的奠基人、新中国科学工作的重要组织者、教育学家竺可桢先生去世，享年84岁。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仍在日记里用简单的符号记下当晚天气预报的主要内容，这是他一直以来养成的记录天气、记录物候的习惯。他的学术生涯遍及气象与气候学、物候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科学技术史等多个领域，而历史气候是其中跨度最长、影响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正如竺先生自述所说：“我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一生专门研究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

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以下简称《初步研究》）是竺可桢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也是他最重要的历史气候研究成果。文章虽然只名为“初步研究”，但却是他近五十年有关工作的总结与一生心血的结晶。这篇文章成为后来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奠基之作，并在英国、日本、美国等海外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今日，虽然新的研究手段与成果层出叠见，《初步研究》仍然是这一领域和相关学科中的典范之作。《初步研究》何以取得如此经久不衰的重要影响？对于当下备受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科学问题，《初步研究》及其所开创的中国历史气候研究又有怎样的价值？在竺可桢本人学术生涯背景之下、在中国乃至世界气候变迁学科发展史的背景下，重读《初步研究》，可以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

竺可桢

一、四十余年的求索之路

作为竺可桢学术生涯的压卷之作，《初步研究》的巨大成功是建立在其近五十年来孜孜以求的探索基础上的。简要回顾竺氏的研究历程，可以更好地理解《初步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的位置与重要性。从1924年起，竺可桢一生公开发表了9篇历史气候变迁领域的中文论文。对比这些文章的继承与变化之处，不难看出竺氏在学术理路上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

1924年7月，竺可桢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及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做了题为《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以下简称《揣测》）的报告，后又刊发于《科学》杂志。这是竺可桢第一篇有关历史气候变迁的论文，文章主要对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东部的温度冷暖进行了推测。竺可桢在《初步研究》等后续论文中用到的重建指标，如春雪日期的早晚、冷冬的次数统计，以及《图书集成》等史料来源在《揣测》中均有体现，《初步研究》中对宋元时期冷暖的看法也继承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需要在此指出的是，美国学者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20世纪上半叶“气候变化”学说的主流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许多研究关注到亨廷顿对竺可桢的启发和影响。但竺可桢并非简单模仿或全盘照搬亨廷顿的思路。亨廷顿的气候变化研究聚焦于半干旱区，更多关注干湿变化；而竺可桢的研究却是从史料相对丰富的中国东部入手，始于冷暖变化。在这一主题上，竺可桢早期更多的是和德国气候学家白卢克那（Brückner，又译布鲁克纳）展开对话。

亨廷顿与竺可桢的直接对话要等到1924年冬天。当时，亨廷顿自澳洲来访南京，并做了有关新疆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的演讲。这次演讲对竺可桢产生了很大刺激，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先后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等4篇论文，试图以史料记载验证亨廷顿的假说。这一阶段，竺可桢的关注重心转向历史时期的冷暖重建转为旱涝重建。

至1933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论述主旨又再次转回温度重建。这是竺可桢学术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竺可桢首次正式提出利用物候方法进行气候重建的思路。对于这种思路，竺可桢解释称：物候学是“动植物生活之周年现象所受气候影响之科学”，而中国古籍中对物候现象的记录“颇形丰富”，将此“与现代观测之物候记录两相比较”，就可以洞悉古今气候的异同。这一思路后来成为《初步研究》与中国历史气候学的重要重建方法。

不仅如此，文章还将历史气候重建的资料分为以下四种类别：物候记载、旱涝记载、初霜雪日期与冷冬的统计次数、器测数据。这种分类处理的思路与后来的《初步研究》是非常相似的。这4类资料中，前三者前文都已论及，“器测数据”则指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北京、上海等较大城市的早期观测数据。这些数据虽然是以温度计等科学仪器取得，但鉴于当时尚无系统的观测制度，因此在利用时会存在一些校准问题。1936年，竺可桢又撰写《前清北京之气象记录》，对器测数据进行了讨论。

20世纪40年代之后，竺可桢先后担任多个行政职务，又组织浙大西迁。受精力和条件所限，他一直无暇撰写专门的气候变化方向的论文。事实上，这一时期，他在各方向上的论述数量都有所下降。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就此停止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这一时期，他更多地将精力用于搜集散落在卷帙浩繁的古籍中的气候信息记载、以及国外学界的有关最新动向等基础性工作，此外还组织文焕然、徐近之等就此展开研究或搜集材料。

直到20年之后的1961年，竺可桢再次发表了其在《初步研究》前的最后一篇历史气候研究，这就是《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以下简称《波动》）。这篇文章的写作初衷一方面与三年困难时期的连续自然灾害有关（吕炯等回忆）；一方面又与国际学界的学术动向有关（孙萌萌等分析）。这一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罗马召开了气候变化专题会议，竺可桢虽然未能参加，但对此事一直非常关注，并在《波动》中专门提及了此次会议。

与竺可桢先前的研究相比，这篇文章有两个主要特色。首先，正如其题目所示，《波动》的研究范围大为扩大。在先前的研究中，竺可桢虽然也频繁引用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对比，但论述主体还是对中国历史上温度或旱涝情形的复原。在《波动》中，受国际学界最新动向的启发，竺氏征引外文文献29种，对北欧、西欧、俄罗斯、埃及、美洲、印度、日本的历史气候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了回顾，涉及冰川和雪线进退、氧十八同位素、植被演替、河湖水位、树木年轮、历史文献等多种气候代用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已年过七旬、公务缠身的竺可桢仍然保持着极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对国际学术的高度敏感。其次，在尽全罗列各国研究的基础之上，竺可桢以大量篇幅浓墨重彩地解释了物候法的原理和优势。他提出，物候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门知识”“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因此中国的物候记载“为世界各国所无，这是优越点”；而在其他的重建材料上，当时的中国并不占据优势。这是竺可桢在广泛对比世界各国的情形后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结合中国的史料特征与当时的实际条件所做出的准确判断。至此，竺可桢的历史气候研究思想已经非常成熟。

二、《初步研究》的曲折面世与意外反响

和前面的文章相比，《初步研究》的面世要曲折得多。60年代中期以后，竺可桢逐渐不再公开发表研究性论文，我们只能从《竺可桢日记》中看到他仍在继续见缝插针地收集着气候变迁资料。倘若缺乏合适的契机，这些林林总总的资料与思考可能无法转变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著名的《初步研究》。不过，中国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之间的科学交往使事情出现了转机。

1965年，罗马尼亚《火花报》社长向全球科学家以所属学科的“成就和前景”为主题约稿，竺可桢为此撰写了一篇“关于五千年来历史上气候变迁问题”的四百余字的短文（《竺可桢日记》1965年11月28日）。翌年，竺可桢受邀带团出访罗马尼亚，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成立100周年纪念会。为此，他将这篇短文扩写为《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波动》英文稿，准备在会议上宣读。孰料，“这次纪念竟无学术会议，对于一个科学院百周纪念大会而无学术性会议是很可怪的”，竺氏只得无奈感叹道“准备的论文可说是多余的了”（《竺可桢日记》1965年9月17日）。而在当时的国内氛围下，竺氏为避免“厚古薄今”的可能批判，也谨慎地表示文章不宜译回中文在国内宣传。事情就此搁置。

1972年，《考古学报》《中国科学》等受到冲击、长期停办的刊物相继复刊，事情又有了新的转机。竺可桢打算就此将自己六年前为罗马尼亚会议所作的未发表英文讲稿翻译成中文，来支持这些新恢复的刊物（《竺可桢日记》1972年2月26日）。在翻译过程中，竺氏一边更正当年的旧识或笔误，一边根据结合夏鼐、黄展岳、谭其骧等人的意见与国外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更正原稿内容。虽名“译改”，其工作量实不下于重新写作。当时竺氏已身患肺气肿病，精力大不如前，还要承担各类繁重的外交、行政与科学管理工作，因此“译改”工作非常艰难，刊出日期也一拖再拖。9月10日，竺氏最后一次校稿完成后，忍不住在日记中感叹道：“八十多年的生命只能做出这样一点成绩，实在太可怜了。而做出结果不但工农兵不要看，而且一般科学研究人员也不认为是[也有兴趣或有重要性的]一个问题。”

然而，令竺可桢颇为意外的是，《初步研究》甫一刊出，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地理所、冰川冻土所、考古所、黄委会等各单位内部印刷本竞相传阅，往往“一借再借”后不知所踪，不断有人为此专门来函索取单行本。闻宥、胡厚宣、侯仁之、徐规、王涌泉等考古、地理、文史、水利领域的知名学者纷纷来函，对此高度称赞。不肯“随便称道人”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来信评价称“文章功力之深，分量之重，实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无疑应属于世界名著之林”。文章最终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注意，这又进一步引发了对《初步研究》的宣传热潮。《人民日报》《地理知识》等节选刊登了《初步研究》的主要内容，科学出版社计划将该文作为专书出版，中央气象局还通过《气象科技资料》向全国气象系统转发此文。甚至许多非专业研究读者也纷纷来信论及所受的启发或对文章内容的看法。

国外学界的反响也同样令人瞩目。1973年5月，文章在《中国科学》以中、英文形式刊出，其中后者主要针对国外学界。此后，《人民中国报道》《中国建设》以世界语、德、英、法、俄、阿等文字将此节略刊出，北京广播电台还以5种外语将文章对外广播。当年5月20日，竺可桢接到日本科技史专家薮内清来函赞誉。同年12月，著名的国际顶级科学刊物Nature对《初步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评论称：“尽管作者谦虚地称此为一项初步工作，并认为它在阐明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困惑，但西方气候学家无疑会很高兴能获得这篇全面的综述。正如竺可桢所说，在查阅最古老的历史记录时，‘误解是不可避免的’——但不管误解与否，至少中国的记录在整个500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连续的。”英国、同时也是欧洲历史气候学的重要开创者兰姆（H. H. Lamb）在其1977年的综合性著作Climate: Present, Past and Future两卷本中多次引用了《初步研究》，以为其“世界性”叙述中先前还属空白的东亚部分填上最后一块拼图。不论国内还是国外、专业抑或大众，文章都取得了巨大的影响，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自然》杂志对《初步研究》的介绍

三、《初步研究》的主要观点与方法创新

作为一篇二万六千字的长文，《初步研究》的内容与资料非常丰富。这篇文章以历史文献作为古气候代用资料，分考古时期（BC3000-BC1100）、物候时期（BC1100-1400CE）、方志时期（1400CE-1900CE）、仪器观测时期（1900CE-1970CE）四个阶段，重建了中国东部近五千年来的冬季温度变化曲线，并将其与挪威雪线、格陵兰冰芯中氧同位素等指示的欧洲温度变化进行了对比。文章提出，过去5000年中国大体存在4个主要的暖期和冷期，且总体上暖期越来越短，而冷期却越来越长；近3000年里，冷暖变化存在400-800年左右的周期，变化幅度为1℃-2℃；各周期内部存在50-100年左右的小周期，温度变化幅度为0.5℃-1℃。具体来说，西周初年以前、东周至西汉、隋唐、十二世纪初是主要的暖期；西周中期、魏晋南北朝、两宋大部分时期、明清时期是主要的冷期，分别以BC1000、400CE、1200CE、1700CE为其冷谷。文章还认为，从整个欧亚大陆来看，冷暖波动呈自东向西的传递趋势。

中国东部地区过去5000年来冬半年温度变迁曲线

由于文章体量大、论述跨度长、自考古材料至近现代器测数据无所不涉、又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各类文献，《初步研究》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博”。其实，从竺可桢学术理路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篇文章不仅仅是“非广博者不能作”（赵朴初评语），更是“非精深者不能为”。从1924年的《揣测》，到1961年的《波动》，竺可桢的历史气候研究一直在“做加法”：研究对象从温度重建扩大到降水（干湿），视野从中国扩大到世界，内容从复原到机制分析，方法和材料也都越来越丰富。然而，在最后一篇论文中，他却转而做起了减法：研究的对象仅限于温度，降水不在其中；研究的地域仅限于中国，即使征引外文文献数量几乎不下于《波动》一文，但国外的论述被压缩在极小的篇幅中；同样被压缩在极小篇幅中的还有竺氏先前一直热衷于讨论的“气候变化与太阳黑子的关系”；甚至连文章的题目似乎也变回了1924年研究之初充满着不确定的谦词——初步研究。这些并非精力不逮所致，而是竺可桢晚年思考极度成熟、功力浑厚的返璞归真之举。《初步研究》穷五十年之功，删繁就简、取精去芜，在最为核心的问题上精准一击，最终将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置于一个很窄的、而又极高的起点之上。

这篇文章的成功之处与示范性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重建对象上选择温度而非降水。在先前的研究中，竺可桢其实围绕着历史时期的降水或旱涝撰写了更多的论文，或是在历史温度的研究中同时谈及降水。但是，在《初步研究》中他却完全放弃了对降水的讨论。对此，他解释道：“我也曾根据雨量的变化去研究中国的气候变化，由于雨量的变化往往受地域的影响，因此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

这一选择是竺可桢能充分利用手头资料，对五千年进行贯穿研究的重要前提。相比于温度，降水的区域差异性很大。中国历史时期含有气候信息的记载虽多，但分别到各个时期却未必充分，而且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如汉代南方记载非常稀少，北宋时开封附近的记载会更详细，而明代时北京与江南的记载数量会更多。因为不同地区温度变化的一致性较强，各区记载可以相互补充，就可以将不同时代各个区域的记载同时利用起来，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卷。不仅如此，竺氏甚至还可以将重建结果与北欧的冷暖变化进行对比。反过来，倘若他在写作时选择降水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会很难获得一个区域全部时段的研究资料，即使勉强在三百或五百年的时段里完成了重建，也很难用国外降水重建成果进行对比验证，文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其次，在重建季节上选择冬季而非夏季。历史时期，冬季（或冬半年）对作物生长的限制作用要大于其他季节，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更显著，因此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可用于复原冬季温度的信息要远远多于夏季。比如说，文献中随处可见河流结冰、霜冻、大雪、喜温作物在较高纬度地区生长的记录，这些现象都与冬季的温度高低密切相关；而能够用于判断夏季温度的信息就少得多。不仅如此，冬季冷暖的记载也比夏季更准确。通过比较古代与现代冬季前后物候的早晚、或者特殊生物分布界限的南北移动，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推测当时的冬季温度；而夏季的温度信息，即使有，也很难对其进行准确评估。1743年的夏季就有许多地区有“酷热”“熏热”的记载，北京、河北、山西等多地甚至有热死人的记录。可是，“酷热”“熏热”究竟是多热？热死人对应的又是什么标准？如果不能将这些记录转化为可以估值或量化的对象，研究的科学意义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在重建资料上全用来自中国的材料。先前，在读到日本学者和达清夫所编的《日本の气候》时，竺可桢就评价道，“第三章谈气候变动，大部材料均取自西洋，放在《日本の气候》是不合适的。”（《竺可桢日记》1966年5月30日）在此前的研究中，当碰到材料不足的情况时，竺可桢也会“中英夹杂”，用以佐证自己的推论。然而，到了《初步研究》，凭借着前文提到的资料互补的可能性，他终于决定全凭中国的材料做出一条完整的温度变化曲线来。

这一做法并非出于狭隘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情结，而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温度变化的一致性虽然相对较好，但并不等于完全同步或一致。尤其是在亚欧大陆东部、季风气候主导的中国东部与亚欧大陆最西部、西风主导的欧洲之间，气候的冷暖波动虽然宏观上大体一致，但在具体时段上可能存在着位相或幅度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之前，我们无法对此问题轻易做出回答。只有分别重建出较为可靠的中、欧历史温度变化曲线，再进行对比，才能解答这个问题。

《初步研究》阐明了一种合理的、科学的工作路径，即将准确的重建工作置于历史气候研究的第一顺位。在此方面，竺可桢的看法与另一位历史气候学的重要先驱、法国的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具有高度共识。不仅是不同区域比较的问题，即使是对气候变化机制的阐述，也需要建立在这一重建的基础上。竺可桢对此解释称：

“文中主要目的在于阐明中国历史上气候如何变迁，而不是为什么而变迁，即是‘How the Climate Change’，and不是‘Why Climate Change’，这就有很大不同。后者纯是理论，多少有点空想。前者必须根据历史上的事实，而且中国有很好积累材料，为世界各国所无，这是优越点。谈到为什么，要涉到太阳辐射、海洋影响、大气环流，而这种材料我们没掌握多少，那我们就做不过西洋人。”（《竺可桢日记》1972年9月1日）

第四，在重建方法上提出分阶段重建的思路。历史上的记载存在“近详远略”的特征，总是越久远越匮乏，越靠近现代则越丰富。此外，不同时代史料的记载特征、言辞体例、准确程度等也存在很大差别。为此，竺可桢创造性地提出了分阶段重建的思路，他所划分的四个时期出于以下标准。（1）考古时期：基本缺乏可用的文字史料，只能通过考古证据、辅以甲骨文等有限的文字材料来判断。（2）物候时期：有文字史料但不够丰富，缺乏“详细的区域报告”，只能从有限的材料中尽可能提取物候信息来判断。（3）方志时期：记载丰富，可以支持详尽的气候或天气现象的数据统计。（4）仪器观测时期：具有现代科学仪器测量数据的时期。通过这样的划分，可以在每个时期内选取最适合的重建材料与方法，在各个阶段内实现相对均一的重建，再整合起来。这样的分期方法、同时也是分类方法，对于今天的长时段历史气候研究与其他学科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在这四个阶段中，“物候时期”是竺可桢论证最多、篇幅最长的一段。这一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气候学影响很大，至今仍然是明代以前历史温度重建的主要方法。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世界范围内勒华拉杜里（Ladurie）、普菲斯特（Pfister）等也在采用物候方法进行历史气候研究，但是他们所依据的材料更加晚近、记载更为集中、区域也往往较小。在两千年甚至更长尺度上、在大范围的区域内、利用不同来源的史料根据物候方法进行冷暖重建，仍然是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特色所在。

除上述四点之外，《初步研究》在方法上还有许多典范之处，如采用多种重建证据交叉验证等，不再一一展开。

四、对《初步研究》的学术讨论和继承

学术批评与质疑是成就经典的必由之路。发表以来，《初步研究》得到了很高的赞誉，其中一些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基本成立。不过，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对《初步研究》的修正或者商讨。正是这些“反面观点”与有关争论，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构成了对《初步研究》继承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在《初步研究》的主要结论中，9-13世纪的冷暖是质疑和讨论最多的一个部分。1990年，满志敏与张修桂撰写文章，对13世纪的冷暖程度提出异议。1993年，满志敏和张德二进一步分别寻找了冬小麦种植北界、水稻安全齐穗日期、甘蔗经济种植北界、柑橘种植北界、茶树种植北界、苎麻种植北界等多种物候证据，并指出《初步研究》中使用南宋春雪日期时在历法转换上存在的错误，对宋元时期的冷暖状况提出了全面修正。满志敏还重新考察了《初步研究》论证唐代后期冷暖时可能存在的方法误区。

这些意见引起了激烈的讨论，逐渐为学界所接受（葛全胜等，2002），成为“自竺可桢曲线发表以来对其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正”。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在讨论过程中，比起观点的修正来，更为重要的收获是原理和方法的不断完善。在探讨过程中，研究人员总结出利用物候方法进行历史温度重建的五个重要原理，即“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冷暖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生物响应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还提出了史料运用的“原始优先、校勘优先、价值优先、互相参照”等重要原则。这不仅是对竺可桢所开创的物候方法的继承和重要发展，还表明了竺可桢所开创的研究道路的重要价值和长久生命力。

1996年，在总结世界各国历史气候学的研究方法时，中国学者谦虚但不无骄傲地评价道：“兰姆（Lamb）花了12年工夫写出的巨著，也很少涉及资料的来源和处理方法；巴伯（Barber）目前能谈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介绍如何查找资料’”；布拉德利（Bradley）的历史气候重建方法远不如其他11章那么详尽（张丕远，1996）。至此，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不仅在资料上、更在原理和方法上占据了领先地位。

与上面的局部修正和原理完善相比，还有一些批评要直接、锐利得多。1992年起，牟重行在《贵州气象》连续刊文，对《初步研究》的史料运用进行批评；后又撰成《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以下简称《再考证》）一书，对《初步研究》中战国至明清部分的史料误用案例12则进行详细剖析，最终提出：

（《初步研究》）“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在分析使用历史文献资料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主要问题有：（1）对文献误解或疏忽；（2）所据史料缺乏普遍指示意义；（3）推论勉强等。由于选择的气候证据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以致据此勾勒的中国5000年温度变化轮廓，大体上难以成立。”

《再考证》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一些研究分析了这些批评意见，发现了其中很多批评是言之成理的；还有一些研究则对批评所涉时段、如魏晋、唐前期、明清等进行了重新研究，却又发现研究结论仍然与《初步研究》基本一致。何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矛盾”的局面呢？

其实，回到竺可桢生活的年代来看，这一问题很容易理解。在《初步研究》的写作年代，“举例”式论证仍然是非常流行的论文写作方法。从《竺可桢日记》留下的零星摘录来看，竺可桢收集的、用于得出结论的史料要远多于他在《初步研究》中所列出的材料。倘若他将这些材料一一列举入文中，《初步研究》将进一步超出现在业已偏长的二万六千字的篇幅。正是这样一种“博观”的研究方式与“约取”的写作风格之间的差异，造成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后来的历史气候研究普遍采用“前期数据库建设-（准）量化分析-分析结果论证”的模式。

另一个层面，也必须承认竺可桢以一人之力，在当时的条件下收集到的材料是非常有限的。20世纪70年代，不仅电子计算机尚未得到普及和使用，传统的纸质典籍也远比今天分散和难以找寻。比如，竺可桢很早已经意识到了北京所藏的清代奏折档案中的气候信息的重要价值，但这批材料的数量过于庞大，工作量十分艰巨，而零星利用又缺乏意义。对此，他只是组织人员对此展开整理，而未及在研究中加以利用。因此，《初步研究》并非竺氏在这一领域中好整以暇、充分准备后的最终定论，而是他尽可能利用手头有限资料所能给出的一篇示范之作，是他有关整个中国历史气候研究设想中的一个部分。

幸运的是，竺可桢逝世之后，随着科研力量的不断壮大，史料的搜集整理有了飞跃性的发展。1977年，竺可桢生前的助手张丕远等组织人员进入第一历史档案馆，对清代有关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历经17年，得到相关材料22万余件。复旦大学、南京气象学院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各气象部门与水利部门还分别对明代以前史料、民国材料、各省旱涝资料进行了整理。1985年以来，张德二与《再考证》的作者牟重行等组织人员，穷尽二十余年，系统整理、校对了自殷商时期至清末近3000年中的各类气象、气候史料信息。这些史料整理与有关点校、验证工作弥补了竺可桢生前的遗憾，也继承了他所开创的道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发展。

在竺可桢逝世的五十年里，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气候变迁研究本身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在历史文献以外，新的古气候重建代用资料与方法层出不穷，借助于计算机的气候模拟也已经大放异彩。不过，竺可桢所开创的历史气候研究方法仍然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对于中国东部季风区这一主要人口聚集区与经济发达区域而言，既缺乏高龄古木，又远离极地雪原；同时由于自古以来持续、频繁的人类活动，封闭湖泊等能够用于气候重建的自然证据也遭到了破坏或被人类活动干扰，历史文献就成了这些区域不可取代的重要气候重建资料。不仅如此，历史文献还同时记录了人类社会对这些气候或天气现象的响应与应对，对于“气候变化与中华文明”等重要问题具有很高的价值。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书影

从《揣测》到《初步研究》，再到后来的讨论和发展，可以看出国际学界的影响与交流、宏观社会背景、研究的时代条件和个人的不断努力如何交织在一起，影响到中国历史气候学的发展、特色与如今的面貌。抛开这些具体的学科贡献，更重要的是，《初步研究》与竺可桢近五十年的气候变迁研究之路为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如何“古为今用”和“中西融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诚然，中国在历史文献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如果缺乏学科自觉、研究理论与方法，原始材料的优势未必能及时转化为研究的优势。

从哈佛大学留学归国之初，中国不仅没有历史气候研究的基础和条件，甚至连气象与气候学都需要从头开始建设。此时，竺可桢做的更多的是对国外学界的翻译、引入和模仿，但他并非生搬硬套、而是根据研究实际有所扬弃；并在此时就开始对中国的学科建设进行长远规划。他曾经感叹道：“翻译时代”也是科学进化必经的路程，但“科学是国际的，不是欧美所专有的”，“中国若是要在科学上有所建白，必须从研究入手”，“不久希望科学也能说中国话了”。（《竺可桢文集》1930年8月12日）而到了晚年，在中国学科建设已稍有成就、且中外正常学术交流受阻的情形下，他却又反过来不愿意放弃对海外学界动态的关注和全球比较的研究视野。借用气候史学者弗莱明（Fleming）的评论，在这一百年的尺度上，虽然气候变化研究观点的更新速度比全球变暖本身的速度还要快，气候问题与社会宣传、政治博弈的关系也彼此纠缠；但剥开时代缠绕其上的层层外衣，竺可桢的气候变化研究生涯中不变的核心是求实，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是他在研究中对于古和今、中和外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且更加需要纪念竺可桢和他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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