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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大学生决定回农村种田

记者丨徐美娟

作为长江上游农耕文化的发祥地，整个崇州一进入农忙季，就没人能在地里停得下来。

“5月份已经插完秧，最近在忙打药、追肥等这些事。”刚刚过去的“三夏”关键期，王伶俐要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7、8点，晚上遇上“加班”，有时候要忙到9、10点钟。

这样的生活是王伶俐上大学时未曾想过的，“我读大学就是为了留在城里。”2015年，在经历过父母因农忙累到住院、农村合作社实习等一系列事情后，刚大学毕业的王伶俐，还是决定回到家乡种田。

从农村考入城市，现在又返回起点，这样的大学生不在少数。在崇州市的另一角，舒星宇也同样在地里忙碌着。

“最近在忙着小麦入库的事情。”舒星宇早上6点半到合作社，开始一天的工作。从小麦装车、检测、跟车到粮库，他每个环节都亲自上场，中间还要抽时间处理田间的各种问题。

2019年，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的舒星宇，放弃成都的高精尖企业，成为一名农业职业经理人，回到乡里种地。“原以为会从此扎根城里，没想到又再和农村的土地产生联系。”

大学生回乡种田的故事里，王伶俐和舒星宇并非个例。他们的故事也给了农村、年轻人更多的可能性。

截至2024年2月，成都农业职业经理人已经有3.2万余名，其中80、90后年轻人超过了三成。就是这3万多人，管理着全市80%以上的农业生产面积。

“没有犹豫，因为没有时间犹豫，一回去就是农忙，哪有时间犹豫。”

王伶俐回乡种田的念头，缘于父母因农忙累到进了医院。2014年，当时正是水稻收割季，上大学的王伶俐周末回家，发现家里没人，问人才知道，父母累得双双进了医院。

“我到医院时，医生还跟我说，几乎每到农忙季节，他们都会累进医院。”

这是当时种田的一个真实写照。那时候，她父亲所在的合作社，管理了近3000亩田地，但只有耕地和收割两个环节采用了机器，插秧等其他环节全靠人工。

“那一天，我第一次有了想回去帮他们的想法，我不想让爸爸妈妈再这么辛苦。”她回乡种田的决定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王伶俐的父母对农业的热情非常高。在她还在上高中时，当地成立土地合作社，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为股东，不但有劳动收益，年底还能分红。她的父母也曾是崇州最早一批农业合作社职业经理人，享受到不少发展红利。实际上，他们都希望能有像女儿这样的年轻人加入队伍。

在父母的支持下，王伶俐开始规划回乡种田一事。因为大学学的是统计，王伶俐对种田一无所知。为了解决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她毕业前就回老家的合作社开始了实习。每天的工作就是跑田坎，学习育秧技术、现场收割甚至怎么卖粮食等。

“没有时间想收获大不大，一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的忙，每天都是连轴转，也没时间去思考我究竟喜不喜欢这件事，只知道每天好累，早上7点起床就出门，晚上8点才回家，吃饭时间也不固定，就是这样被无形的手推着往前走。”

而另一头的舒星宇，回家种田的原因是“时机”。2019年，在成都一家高精尖企业工作的他，受疫情影响，工作被迫停滞。与此同时，在这个特殊时期，原本应该到他家乡给小麦进行病害防治的无人机来不了，只能由人工去处理几百亩地的工作，这让舒星宇开始思考回乡种田。

“传统农业确实太辛苦了，我很心疼我的父母，另外我观察到了现代化农业具有非常大的优势，觉得很有前景。”

和王伶俐不一样，舒星宇的选择不被父母支持。对于出身于农村的人而言，能在城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父母对他的期待。为此，他给父母做了半年的思想工作，才完全说服父母接受他回乡种田这件事。

回乡种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

王伶俐首先遭遇的是村里人的不理解。和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乡亲们都普遍认为，孩子们上了大学就应该留在城市，而且王伶俐身为一个读书出身的女生，肯定肩不能扛、手不能挑。

然而，这些质疑并没有动摇王伶俐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了她要做好这件事的决心。之后，除了看书、下地，她开始参加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先后到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学习。

通过专业的学习，也让她对农业有了更深的认识：要想种好地，不仅需要机械化，更需要智慧化。

所以，她带着合作社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农机。“人工劳动力太低了，况且规模大到一定之后，只靠人工，根本种不了地。”

这也让她和父母产生了分歧。“一台插秧机10万块钱，父亲不同意。”除了父亲，村里好多人都不同意，王伶俐只能慢慢去磨，慢慢带他们了解，让他们接受。

和王伶俐一样，在引进农机这方面，舒星宇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以打药为例，人工打药一亩田需要10-30斤水，而机器1亩田只需要4-5斤水，乡亲们会怀疑这样的水量，对病虫害防治的效果。

“只能耐心跟他们解释，慢慢跟他们沟通。”为了让乡亲们理解这件事，舒星宇将人工打药和机器打药比作中西药，中药调理需要熬汤，需要更多水，而西药只是吃一个胶囊就完事了。

操作现代化农机，需要年轻人，团队建设也成了让舒星宇头疼的大问题。年轻人在操作农机方面上手的确快，但是他们对于农业基础知识的积累也确实薄弱。

舒星宇在培养年轻人的过程中，遇到过不少问题。以操作机器插秧为例，可能今年刚教会年轻人插秧，又要等一年他们才有再上手的机会，而到了那个时候，说不定又忘了。

与此同时，学习农业知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年轻人坚持不下去就离开了。

目前，他正在攻克另一大难题：将机械化农业转向数字化、智慧化农业，“农作物的生长是不可逆的，这中间不能出任何差错，这就需要传统农业工作者扎实的农业知识。”

在他看来，如何把上一辈人的农业经验复制下来，转化成数据，嵌入到智慧化农业设备当中去，“是一个漫长的工作。”

“现在，我土地里面的病虫害还需要人工去巡田，需要老一辈的农业工作者根据他们的经验来告诉我们秧苗该打药了、小麦该杀虫了、水稻该往田里面注水了，我希望能把他们这些经验数字化，传输到机器，让机器进行识别。”

年轻人借助科技种粮，为当地的农业种植带来了一股新风。实际上，王伶俐已经带领乡亲实现了增产增收。

现在，王伶俐在崇州管理着7000亩的高标准农田。她管理的农田，和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土地相比，去年每亩多产出粮食50斤，总量多了35万斤。

她对种田这件事的认知也早已发生了改变。“我们家以前有一块1.8亩的地，小时候觉得它非常大，父母在地里干啥都累，这是我对农业的初印象。如今我虽然管理着7000亩地，但借助科技和机械化手段，觉得它也不过就是那么大。”

2016年，和农业打交道1年时间的王伶俐发现自己彻底爱上了这个行业。看着农作物从一粒种子到一粒大米的变化过程，看着身边的人都为了种好粮食而共同努力的样子，王伶俐体会到，种粮食不仅仅是一份工作那么简单。

“这里面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她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意义感和存在感。

而踏上农业这条路，她的父亲也在无形当中充当了推手。

父亲会经常跟她聊农业，从国家政策到行业趋势，从国内案例到身边案例，是他告诉王伶俐种田跟以前不一样了，如今她很感谢父亲对她的引导。“是他一直跟我说乡村有很多机会，乡村需要有知识的年轻人。”

另一边，舒星宇也为这片土地带去了更大的可能性。他所在的合作社目前共对外服务耕种4万亩地。去年，每亩稻田都增收了50斤，合作社1.2万亩稻田收获了1560万斤水稻，1.1万亩麦田收获了935万斤小麦。

而他自己，也在这个行业扎下了更深的根。对舒星宇来说，土地是他的“衣食父母”，给他的馈赠是实实在在的。“土地不会骗我们，我们在土地上所付出的努力，它在3、5个月过后，一定会回报给我。”

2019年，舒星宇选择踏入农业，只是因为觉得这个行业有市场缺口，有政策利好。随着投身这个行业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心里有颗种子也在慢慢发芽开花。“未被耕种的土地、劳动力缺失的土地、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土地，都需要有人去改变。”

从合作社实习，到毕业后正式加入合作社，王伶俐已经在这个行业耕耘了10年。

回过头看，她认为自己当初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也非常幸运，“因为我不需要兜兜转转很多个行业，才找到自己热爱的行业，而是一开始就踏入了我未来真正爱上了的行业。”

如今，越来越多像王伶俐、舒星宇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农业事业当中。

王伶俐所在的合作社，如今有13名职业经理人，其中10个是年轻人，最小的1999年。而在舒星宇的团队，00后有6个，90后有9个，85后有5个。有好几个跟他们一样也是大学生。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种地，王伶俐很高兴。她认为这是农业和年轻人的双向奔赴，一方面说明这个行业年轻有朝气，在给年轻人提供新机会；另一方面，说明年轻人在寻求更多途径实现自我价值。

未来，她希望能够培养和带动一批更年轻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加入到农业生产队伍中。王伶俐打算去农业大学招一些00后的大学生，将他们培养成更专业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共同管理土地，种好粮食。

舒星宇也认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归土地，是一件好事，现代化农业需要年轻人的力量。当前，传统农业正处于迭变到智慧化农业的过程中，年轻农业工作者发挥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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