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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玉林,咖啡店“一介·巷子里”成为了最新的热门打卡地——电影《小小的我》的中,刘春和工作的咖啡厅就在这里取景。
实际上,这本就是一家特殊人群友好咖啡店。店内的扶杆上刻着盲文,并为社区内的残障青少年提供社会模拟实践的场所。
咖啡店背后的社区办公楼中,有一家从事“音乐治疗”的机构——成都乐聆公益发展中心。
2014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的DuDu和团队成员一起创立了成都乐聆公益发展中心,她们运用专业艺术心理干预手段为困境儿童及特殊群体提供服务。
观看电影《小小的我》,DuDu几乎从头哭到尾:“刘春和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生活是 真实存在的,仿佛他就是我身边的某个青年。 ”
11年时间里,她服务过不同病症的青少年,看见了无数家庭是如何举全家之力托举一个“小小的我”。
2022年,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发布的《关于正式公布144项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价格的通知》正式生效,“音乐疗法”首次纳入四川医保。©乐聆音乐治疗
我们和DuDu从音乐治疗工作聊到日常所见所闻,从电影聊到残障人士的情感与欲望,工作与生活。
聊天的过程也是不断自省的过程。
关于残障人士有太多的“不被看见”,我们凭空想象了一种残障人士的需求,以至于遮蔽了他们真实的表达。他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不断退出,退出学校,退出社区,退出社会生活。
借着电影的热映,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那些我们不曾看见的真实生活。
挺让人意外的,在关于残障人士的讨论中,情感与欲望似乎从未被提起过。
《小小的我》中有一处情节,女孩在房间中和刘春和讨论关于情感与欲望的话题。
尽管有观众认为这一情节没有必要、太过刻意。但在DuDu看来,残障人士的情与欲恰恰是应该关注的问题。
在乐聆,DuDu和老师们一直在用音乐的方式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进行性教育。
低龄的小朋友,会告诉他们怎么上厕所;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则帮助他们表达爱意,以及正确应对生理反应。
一名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在课堂上频繁触摸生殖器。
他脑子里没有社会规范的概念,意识不到别人的眼光,就觉得这样很舒服。
男生的家长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反应是,要不去医院给孩子打一针,让他今后不再出现生理反应。
看似有些荒谬的提议,DuDu倒也理解家长的担心:“家长也是害怕孩子这样被别人笑话、看不起,便想到了这种‘一次性解决’的方案。”
DuDu和老师与家长沟通,希望能选择更好的方式来帮助孩子。
老师们编排了一出音乐情景剧,十分夸张地将事情演绎出来。
“一定要夸张,因为用讲的方式,他们是听不明白,也听不进去的”,DuDu说道:“夸张地演出女生的害怕,演出旁人的惊慌。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哪些行为能做,哪些是不可以的。”
他体会到这个事情会对他人带来困扰之后,接下来就是告诉他解决办法。
《小小的我》中,雅雅与刘春和会探讨感情与欲望
同样,也是音乐情景剧的方式来制定规则——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可以,其次,必须关好门。
这位男生也会提出问题,奶奶在的时候可不可以,在学校午休时身边没人可不可以?
这时,老师会针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给出准确的答案。
老师会给出假设性的情景,比如问他:“我们现在在弹琴,你在弹琴的时候,如果手放在生殖器上,哪个手来弹琴呢?”
慢慢的,他开始理解,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在公共场所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告诉他,生理需求是被允许的,不需要完全磨灭它,找到合适的途径就好。”DuDu说道。
另一个方面是残障青少年的感情问题。
和特殊孩子们接触久了之后,DuDu发现,孩子们有感情表达的需求,只是处理模式比较特殊。比如忽然过来拿你的东西,或者摸一下你的头发,其实就是在表达自己的依恋与喜欢。
现阶段针对残障青少年的性教育课程是少之又少,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大众普遍的认知,会下意识地觉得生存与健康对于他们来说才是重要的课题。
但实际上,残障人士不是无性别群体,他们情感的需求需要被看见,被关注。他们尤其需要在最合适的时间接受性教育,这样既能减少误会的产生,也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融入社区,融入社会。
早在20世纪40年代,音乐治疗就在美国创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音乐治疗已经成为一门成熟完善的学科,世界各国随后也陆续建立起音乐治疗的科学方法。
DuDu的工作,就是以音乐的方式帮助特殊青少年在社交、语言、认知、情绪等方面帮助有提升,加上一些社会的适应性训练,让他们可以一步一步融入到社会中去。
孩子们在乐聆上课、学习,由成都市慈善总会支持 © ©乐聆音乐治疗
以孤独症为例,他们可能存在着一些语言障碍、社交障碍,或者有一些认知上的缺陷或局限性。
普通的课程对于他们来说效果甚微,这时,就需要为他们提供适应性的教学。
在音乐治疗的课堂上,老师会通过 音乐游戏、音乐活动、音乐创作,找到一个孩子们参与意愿高、可玩性强且易理解的方式,帮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当中学习学会规范以及生存技能。
在社区公共洗手间,应该做些什么?
去商店买一杯饮品,如何使用手机进行支付?
在社区食堂打饭, 是否需要排队?
孤独症小朋友喜欢结构化的模式,准确的答案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因此,老师们用音乐活动的方式将日常生活场景进行呈现,并把每一个细致的步骤编都成歌曲,编成情景。
孩子们在模拟的情境中,在音乐的环境制程中慢慢练习。
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后, 老师会带着孩子们走进真实的社区商店,或是特殊人群友好空间中进行模拟。比如去食堂打饭,去咖啡厅点单,去公共厕所中取卫生纸。
在DuDu是多年的观察中,特殊人群并没有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合理、合适的对待。
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关注,也更多地集中在儿童、青少年群体:
“刚刚确诊,极度关心;学龄前的黄金干预期,一级关心;小学之后,普通关心;中学之后,不太关心。慢慢地,长大后,这些特殊人群好像就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成年之后,条件好一点的残障人士可能在某些医养结合中心里,受照料一辈子;条件差一点的,就在集中供养的福利机构生活。
残障群体全国人口占比6%,但其中大多数都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退出了日常的社会生活。
帮助他们学习照顾好自己,将来能融入社区与社会是核心。
从2020年开始,在成都市残总会的支持下,乐聆启动了“阳光蓓蕾”项目,培养孤独症孩子,去做一些音乐类的基础工作。
有研究发现,孤独症孩子绝对音感的比例,比普通人高4倍以上
“绝对音感是音乐学院的学术名词,就是说你在听到一段旋律的时候,能够马上知道它是什么音。他们有这样的天赋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发挥自己擅长的事情,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位置。”DuDu说道。
尽管成为音乐家的难度极高,但关于音乐的职业世界却是非常广阔。
比如基础的 钢琴调律师,就尤其适合孤独症青少年,因为他们的听力普遍敏感,在听音量、频率、发音方位等方面,都比大多数普通人厉害。
加之重复的、精细的手工活,恰恰又是他们所擅长的。
不止调律师,包括 录音师、 编曲师等音乐相关的工作,孤独症孩子通过系统的训练后也可以达到职业准入标准。
截至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在DuDu和老师们的帮助下成为了钢琴调律师——这意味他们有了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有了一个家庭之外的生活空间。
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孩子的同学中,恰好有残障儿童,小朋友应该如何与他相处?
DuDu的建议是,包容、尊重,但不用“道德绑架”自己。
“除了实在是身体行动不便,其实特殊的小朋友们并不会期待大家对他有特殊的照料,如果孩子班上有特殊的同学,给予他平等的尊重,给到一些宽容和理解就已经足够了。”
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如此。
某外卖平台会提残障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匹配到特殊群体,平台会出现提示:“本单外卖由残障人士进行配送,或许时间会稍慢。” 如果是你开门遇到这类骑手,给出什么反应是最恰当的?
在更广泛的生活中,日常的消费场景中,普通人应该怀抱一种怎样的期待?关心多了,他会不会觉得我戴有色眼镜?关心不够,会不会对他们有伤害?
“ 有时间的话,可以讲一个辛苦了、谢谢。如果你没有时间,拿了外卖就关门也没关系,平常该怎么做就怎么做。”DuDu给出建议。
首先做到理解,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儿,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不至于惊慌无措。
当有了足够的了解后,在他们帮助,需要包容的时候,给出合适的帮助以及多一点包容就更好。
DuDu会想起自己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看见的一个情景:一名唐氏综合症的青年在机场里面当保洁。他动作很慢,慢慢地擦桌子, 慢慢地扫地。
身边的人来来往往,但没有人刻意优待他,没有人盯着他看,也没有人对他敬而远之。
这 DuDu眼中的理想状态:“ 我某些地方可能会有点特殊,但是我取得了这个工作,我就是一个工作的社会人。我不需要你格外的去关注和优待,也不需要你的歧视和嘲笑。”
而学会正常地对待特殊人群,是我们每个人必修的功课。
新年伊始,成都的街头绽放了一朵又一朵寓意特别的苔花。
这不是什么特殊的新年装扮,而是一份关于帮助残障人士的文明公约——《苔花公约》。
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学校、兴趣机构还是个人,只要你以任何方式张贴或使用这枚“苔花标志”,即意味着你自愿加入《苔花公约》,愿意为残障人士提供公平的机会或力所能及的帮助,以此进一步促进残疾人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是电影中,刘春和在讲台上的台词。
希望苔花和牡丹都被看见的理想社会,离我们不会太远。
文丨嘻 排版丨阿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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