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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雯的网红变现2.0时代：煽动情绪成为带货生意的燃料

文｜江瀚视野

最近几年，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互联网上时常出现企业与个人网红对簿公堂的现象，甚至屡屡有个人网红与企业对骂的新闻出现，似乎流量网红对抗企业成为了一个热门生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屡屡对线的网红与企业

近年来，网红和企业在线上对抗的情况屡屡出现，我们不妨先看几个案例：

案例1：据大象新闻的报道，某知外卖平台与网红刘雯的纠纷，引发了整个网络的一系列的争论。2024年8月，刘雯将矛头对准外卖平台，编造“顾客支付43.1元配送费，骑手仅获3.5元配送费”“消费者实付23.5元，商家到手0.6元”等虚假故事，引发公众对平台的愤怒。然而，这些内容均被证实为谣言——骑手实际收入为38.6元，商家实际收入为16.81元。平台起诉后，法院判决刘雯赔偿5万元并道歉5天，她却在视频中夸大判决为“赔偿50万、道歉30天”，暗示司法不公，煽动粉丝攻击法院账号。在此期间，刘雯悄然登上了相关短视频平台“酒类带货榜”的第3名，赚得盆满钵满。

案例2：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某知名车企法务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就其起诉自媒体相关账号名誉权纠纷一案，法院判决已做出判决。根据法院判决，被告长期针对某知名车企发表侮辱、诋毁的言论，并且存在严重歪曲事实的行为，构成对某知名车企名誉权的侵害。判令被告：删除侵权言论、赔礼道歉，并赔偿某知名车企经济损失等共计201.87万元。

案例3：据金融界的报道，就某知名PC大厂（原告）与微博某大V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迎来终审，此前，一审法院判令被告某大V在微博账号首页置顶位置发布致歉声明。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100000元，并向原告支付公证服务费6240元、律师费60000元。案件起因于2023年10月某知名PC大厂创新科技大会后，新浪微博账号某大V发布微博捏造事实，迅速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讨论，评论区中充斥着攻击性言论。

梳理这三个案例会发现，事件源头都是流量网红主动发难，公开传播企业的片面甚至是不实信息，在争议中不断积累流量和粉丝。其中的佼佼者无疑是刘雯，她喜欢扮演的角色就是“正义判官”，打着为消费者好、为商家好、为骑手好的旗号，造谣中伤企业甚至是攻击司法程序。然而，完成流量的原始积累后，她并不会给自己代言的“人民”任何好处，反倒是在此过程中筛选出支持她的粉丝，后续向其兜售来路不明的产品，从中获得巨额经济回报。

网红对抗企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竟然成为了一个热门生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二、流量网红对抗企业到底是个什么玩法？

首先，以弱者优势构建舆论场的反转点。

在传统观念里，强者往往能够主导局面，掌控话语权，在各种竞争和冲突中占据优势地位。然而，舆论场遵循“弱者为王”规则。当企业与个人发生冲突时，即使企业本身并没有过错，公众也常常会下意识地站在个人这一边，将个人视为弱者。

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某企业与刘雯发生矛盾时，刘雯不惜声称“自己很快就会消失”，将自己塑造成维护公众利益而与强大企业对抗的形象。这种弱者形象能够迅速激发公众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使得公众在情感上倾向于网红一方。

其次，调动情绪、捏造事实打造为民请命的人设。

流量网红善于调动网民情绪，擅长简单的善恶、黑白、正邪对立叙事，为了将“资本”塑造成反派，不惜捏造事实迎合情绪走向。而在信息泛滥的时代，理性的分析往往难以引起公众的关注，情感的共鸣则能够迅速吸引人们的眼球。

例如，刘雯擅长发现企业一些可能引起公众不满的问题，然后迅速抓住机会，通过夸张的语言、生动的描述和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将问题放大化，引发网民的愤怒、同情等情绪。实际上，类似“顾客支付43.1元，骑手仅获3.5元”“消费者实付23.5元，商家到手0.6元”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若果真如此，平台上的商家和骑手早就跑得一个不剩了，怎么还会给刘雯机会伸张正义？但人都是社会化、情绪化动物，看到显而易见的“反派”，很容易群起而攻之，谣言也就越传越真，越传越广。

而且，刘雯在制造话题时，会选择性地发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忽略或者歪曲对企业有利的证据。例如，她声称某平台的代购商家“溢价35%到50%不等”“骗我五六十你才满意”。后经媒体核实，代购商家最高溢价率为21.7%，多赚了刘雯的14.53元也已经退回。

又如，她多次暗示自己要“道歉30天、赔偿50万”，实际上这是原告诉求，最终判决是“道歉5天、赔偿5万”。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和片面的不实信息传播，使得网民很难了解事件的全貌，容易被网红的言论所左右，从而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态势。

最后，利用信息茧房和AI来扩散谣言、加剧伤害。

互联网时代信息茧房现象普遍存在。平台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兴趣爱好等为用户推送个性化的内容。当网红发布对企业不利的信息时，平台的大数据会将这些信息精准推送给可能感兴趣的用户。而当企业试图发布澄清声明时，由于粉丝们处于网红营造的信息茧房中，他们可能会对企业的声明持排斥态度，更倾向于相信网红的说法。

网红精心炮制的话题更有情绪，企业的辟谣信息多为理性分析，很难获得流量。因此，大量跟风、洗稿的“做号党”，也会一拥而上套用网红的分析框架。谎言被重复一千次，也就成了真理。当谣言被大量转发，一些原本中立的AI工具也会被“蒙骗”，将谣言包装成真实事件，呈现在新闻或百科类产品上。虚假信息投喂给了AI，AI将其“化妆”成看似真实的样子，再次投喂给不明真相的群众。中文互联网就这样一次次被“污染”，真相则一层层包裹于情绪之中。

三、“刘雯们”的网红变现2.0时代

互联网舆论场有一个网红们的1.0时代，在这个时代，一些以赚钱为目的的网红们，通过传播并放大企业的负面信息来强迫企业付费合作或者有偿删稿，从而获取经济利益。

不过如今，网红变现已经进入了2.0时代，例如上文提到的刘雯案例中，刘雯们的盈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不再仅仅依赖于强迫企业合作，而是通过煽动情绪对立的方式，引导关注者只关注部分事实甚至虚假信息，并且将自己打造成“为民请命”的受害者的人设。他们不再仅仅向企业收取“保护费”，而是通过与企业对抗的形象来持续打造热点、聚集流量，并将直播带货的信息嵌入其中，将镰刀挥向更广泛的普通消费者，实现更加直接和高效的流量变现。

当流量网红与企业发生冲突并在舆论场中引起广泛关注时，大量的网民会因为好奇或者支持而关注他们的账号，观看他们的直播。网红们可以利用这些流量，在直播中推销各种产品，或者接受网民的打赏。由于他们在与企业对抗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和支持者，这些拥趸往往会出于对网红的信任和喜爱，积极购买他们推荐的产品或者给予打赏。这种基于情感认同的消费行为，使得网红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巨额的经济收益。

这个过程中，刘雯筛选出的“铁杆粉丝”，多半是辨别能力不强，容易上当受骗的中老年人和家庭主妇。去年1月，刘雯短视频带货销售额为5万，今年1月，短视频带货销售额就达到了500万。刘雯带货的品类，也从低利润的电池、充电线，变成了高利润的白酒。在短视频平台，刘雯单个帐号多次冲进酒类榜第十名，最高战绩第三名。仅1月15日单场直播预估销售额200多万。按照平均20%的直播佣金比例，一场直播就赚了40多万。

而且，这种流量变现的方式比强迫企业合作更加稳定和可持续。只要网红们能够持续地制造话题、吸引流量，就能够不断地进行商业变现。情绪成为了生意的燃料，“网暴企业”不仅是流量密码，更是摇钱树。这种盈利模式的转变，使得刘雯们更加热衷于与企业对抗，通过制造舆论热点来实现自己的商业目标。

同时，这一模式造成的伤害性也更大，受伤的不仅仅是企业，还有司法系统，以及更多无辜的消费者。刘雯道歉后，部分不明真相的网友为刘雯喊冤，有人开设“模拟法庭”要求法院重审，还有人推举刘雯当全国总工会主席。网友种种疯狂的行为，和刘雯的刻意引导、推波助澜不无关系，例如她不断暗示法院是“缺席审判”，实际上法院开庭前已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她，是她“当成诈骗短信”不予理会。刘雯打的算盘，就是普通网民不会关注复杂的时间线，只会对“以大欺小”“官商勾结”的话本感兴趣。最终，社会共识进一步撕裂，司法的公信力被动摇，普通人成为对立情绪的受害者，而真正的始作俑者却成为了名利双收的“卫士”，赚钱赚得手软。

可以说，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上述案例给了我们充分的启示，互联网虽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便捷的交流平台，但也容易让我们陷入情绪化的漩涡，失去理性的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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